作者简介：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说中国》等。
明代创业的太祖、成祖两朝，以功名收揽文人，担任政府的公务员。太祖进用读书人建立了一个蒙元时代未有的文官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文人管理。但是他们父子都是雄猜之主，于知识及思想的开拓与发展，其实并无奖掖与鼓励。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即使是宰执，也难得为君主礼重。后来宦官专权，文官更是受尽皇室家奴的欺凌。明代士大夫，虽在乡里为缙绅，在朝廷则未能有意气慷慨的机会。
明代开国不久，即不再重视对时务的策问，而制定科举以八股文申述儒家思想。永乐时，官家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制义文章大都依据程、朱的理论为正统思想。顾亭林因而感慨：“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中国科举制度桎梏思想，实由明代开其端，而清代更积习难返，数百年来终成中国文化的桎梏。由这种正统拘制的文官系统，自然罕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明代前期的大臣如夏元吉、杨士奇、杨荣、杨溥诸贤相，大致都是庸言庸行、谨小慎微之士。早期的解缙、中期的于谦，即使有发抒才能的机会，却都不能善终。难怪明代晚期，只见权相，不见大臣，甚至如张居正也是以权相的身份着手改革，死后尸骨未寒，已遭大祸。
王阳明的心学，自然是对于正统理学的挑战。儒家学说自唐宋以来，即与佛道思想相互影响。佛教禅宗的个人自主观念，毋宁于阳明心学有其刺激作用。王阳明在仕途上有过一番作为，但是他的学说则是在贬逐之中形成，也未尝不是对于正统思想的反弹。阳明心学加上已经弥漫的佛教禅宗，对于明代知识分子有巨大冲击。宋代陆象山之学，已开心学的滥觞。然而朱、陆之间，陆学声势逊于程朱理学。何以同为心学的阳明学，在明代能后来居上，浸浸然与程朱为敌？此中缘由之一，当是高压之下，难免反动。宋代朱子学的势力在民间，明代官方借程、朱确立君主权威，其正统的威势虽有绝大多数士大夫的附从拥护，却也招致压力之下的反弹。明代思想，尤其社会思潮，其具有历史意义的部分，不在正统的领域，而是在从正统中反出来的另类思想风气。到了16世纪，寻求个人主体性的思潮，遂在文化与学术领域，发为巨大的能量。
阳明学本身，即是十分宏大的理论系统，影响近世中国的思想极为深远，甚至泽及东瀛，蔚为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阳明学既是中国哲学主流学派之一，各种哲学及思想的论著均有讨论。本书注意于民间社会思想，是以在此略述阳明学的一个支派——王艮（号心斋，1483-1541）创始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人士，自王艮以下，不少来自民间，其讲学场合也在民间。泰州学派的学者，志不在庙堂，而在于化民成俗。这些人特立独行，意气风发，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他们的评语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的确，在举世多乡愿的明代知识界，这些泰州学者亦狂亦狷，毋宁特具振聋发聩的警世功能，其影响也就超越学术界，而引发当代文化界的另一番气象。
王艮出身灶籍（盐场的工匠户），家境贫寒，随父经商，自己研读《论语》，随时向人请教经义，后来才入王阳明门下，然而其时王艮的思想，也已自成系统。王艮接受王学良知的观念，认为心有所向便是欲，心有所见便是妄，无所向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心中空寂无一物，良知便自然涌出。这一番思考的方式，与佛教禅宗的观念，其实十分相似。王艮主张修身即是安身，如能有道德修养，又能修安自己此身，即能身心两安，吾身保，然后能安天下。同时，王艮认为身与道是一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道是具体的事物之道，自身不保不安，哪能弘扬大道？道身双尊，庶几人能弘道。王艮认为道是落实于人间的百姓日用的道。儒家追寻的乐事，既是学习的快乐，也是以身心为本体，体会宇宙间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快乐。是以，王艮主张的修身修道，都是以自己未经沾污的心为主体，投入人间，也融入宇宙，达到怡然愉悦的境界。
泰州的后学，大抵都由此向纯真自然的方向发展。如罗汝芳（1515-1588）以为赤子良心，当下即是，可由形而下的心体直接表现出形而上的性体。耿定向（1524-1596）主张百姓日用是显然可见的现象，而其中又隐藏了民胞物与的天道，心、性与天三者为一，可由自身内观，认识天地宇宙的真机。这两家是泰州学派的主流。王栋主张以慎独严意念之辨，则注重收敛的自律，又与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接近，竟似靠近朱子学的一边了。
泰州学派中，最为激烈的人士，当是何心隐与李贽两人。何心隐（1517-1578）以安身立本，实则由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理解人“有声色嗅味安逸”的欲望，对此欲望，应当尽天之性，不必“去人欲”，但须有所节制，以适中为度。治天下，即是与民同欲。何心隐也有社会运动的理念，他设计了“聚合堂”，捐产试办共同生活的社团。他希望凡士农工商的身家均纳入“会”中，设立制度，轮流主持，然后聚集为“主会”。会首是“师”，也是“君”，君民平等，不属一家，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终于可以臻于“天下归仁”的境界。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自然为明代皇权不兼容，他也终于以身殉其自由的思想。
李贽（字卓吾，1527-1602），原姓林，本伊斯兰教子弟。他的思想较之何心隐更为激烈。他由泰州纯任自然本心，发展为“童心”之说，以为童心是“绝假存真”，“童心”之“真”与世俗名教之“假”、道学之“假”是相对立的。儒家本来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李贽以为摒去一般人的“意”与“必”（亦即有所向与有所欲），也摆脱泰州学派太过自信的“固”与“我”（亦即自以为是与固执坚信），才能恢复童心的本来自然。从童心的“真”，达到不受声名利禄污染的本真状态。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憧憬。在心学的辩证过程中，童心与修身如何相联，其实也是相当难解的课题。
李贽以“童心”一念引申，遂以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天下无一人不能生而知之。是以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是一切的中心。人不能无欲，凡事顺其自然，不应有礼法刑德，以约束人间应有的权利。李贽的思想，在今日看来是一种向传统礼法挑战的普遍人权思想，但在当时则是挑战伦理规矩的惊世骇俗之论。他的命运，也和何心隐一样为世俗不容，终于在狱中自杀身亡！
这几位冲决传统，勇于开拓新思想的学者，其学术渊源已全不在儒家。王阳明心学本来已与道教及禅宗有相当关系。泰州学派诸人中，出入佛道者颇有其人。耿定向即糅合儒佛，以建构自己的系统。他借喻佛学，谓宇宙即吾心，儒门止于至善，其实即是孔氏万世的净土。他借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说明儒家“喜怒未发谓之中”以释心不容己，人性的仁始得流行不息。
耿定向还不过借佛家名词为喻，解说儒家理念，焦竑（1541-1620）则更进一步融合儒佛道三家，以为讨论的观念和命题。他们各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其实关心的方向和内容，彼此可以相通，不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当一致。
李贽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但在接受阳明心学后，服膺王龙溪，始逐渐留意佛家理论，也接纳道家观念，会通三教，无所拘泥。他与罗汝芳等人的态度，均为心胸开阔，不纯以儒家为正宗了。这一超脱的立场，到明末方以智（1611-1671）会通三教，其为学得力处已不在《论语》、《孟子》，而更在《易》、《庄子》与天台、华严。当时西方耶稣会士已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入华，方以智对天文历数都有研究，虽对于泰西宗教哲学并不佩服，然而相当重视欧洲实证（质测）的研究方法。是以方氏学问，可谓已脱出儒家为学术正统的拘束。
明代中叶以后，有了如此追寻人间个人主体性的学风，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
明代前半段，文学颇为拘束，“台阁体”的文章当然不足一观，即使李梦阳（1472-1530）、王世贞（1528-1590）之辈以复古的口号，致力打破呆滞的文风，终究缺少创造性。到了万历年间，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兄弟三人领导的公安派出，文学始得荡涤模拟古人的毛病，创为清新多变的小品文，直诉心灵，采撷民间歌谣俚语，风气为之一新。
更堪注意者，则是小说与话本的创作。施耐庵的《水浒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在明初出现，两者都由宋元话本演化而来。吴承恩（1500-1582）的《西游记》及著者待考的《金瓶梅》，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列四大巨著。然而《西游记》及《金瓶梅》毋宁是浪漫主义和批评现实的创作，实与铺陈故事的小说，根本性质并不同类。《西游记》以丰富想象为手法，讽刺嘲弄世俗生活中的乡愿行为及观念，其思想根源多重，隐喻的层次则兼包儒、道、佛三家。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的《金瓶梅》，作者为谁至今未有确论，但该书以俚俗语言，描述男女关系，也暴露官场与士绅的腐败生活，实是十分有反叛精神的文学创作。
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均是以白话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冯氏为李贽友人，颇反对理学；凌氏则是卫道人士。然而，二人均以白话写作，开白话文学的先河，而且这些故事大多从市井小民日常生活取材，铺陈一般百姓的思想与行为，又从“话本”的传统多了一层文学意义。
戏剧方面，自从元曲兴起，中国的舞台艺术进入成熟阶段。明代南曲渐盛，多为民间传奇戏，却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明代中叶，昆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
江南经济繁荣，得到文人雅士推波助澜，昆曲不但在城乡公开演出，士大夫的厅堂也成为表演场地。文学之士各出机杼，编戏制谱。万历年间的汤显祖（1550-1617）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人。汤氏性格刚直，仕途不顺，屡遭贬逐，晚年绝念仕进，致力于撰剧，其《临川四梦》脍炙人口，为传世名著。他受泰州学派影响，富有浪漫精神，重感情，反传统。四梦之中，《南柯记》、《邯郸记》两梦，均由唐代传奇故事为母本，以世事无常的现象，揭橥佛道的淡泊。《紫钗记》也是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编剧，可说是由女子的视角指出男女情爱并不平等。《牡丹亭》一剧是昆曲之冠，不仅表彰情爱，向理学的传统规范挑战，而且女主角杜丽娘因情而死，又起死回生，使情爱之重超越生死。昆曲戏剧能发展为如此鼎盛，一方面反映当时文化风气，一方面也因为江南经济殷富，有所凭借。
在绘画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也有类似的发展。明代早期的绘画，以院体画为主，工细规矩，而缺乏原创性。明中叶以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著名当时，开明代文人画的画风，其中尤以唐寅（字伯虎，1470-1523）画风倜傥不群，强调个性的表现及主观的意境，与阳明学的趋势颇有呼应。稍后的徐渭（字文长，1521-1599）笔法飘逸，发抒情感，不求神似，更与泰州学派反传统、求自主的精神相符。陈洪绶（号老莲，1598-1652）落笔意在相外，俨然道家得意忘言、禅宗不落言诠，则已与近世抽象艺术的精神相通了。
明代江南造园艺术颇盛，今日苏州园林还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私家园林，在局促的空间，有完足的布局，不是真山真水，却是设计者自己胸中的丘壑，尤其太湖石堆叠的假山，顽石本无美丑，令由观赏者自己的审美视角解读。这也是反映了造园艺术对主观与主体的尊重。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上述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领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廷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摘自 许倬云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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