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通识 > 汉文化 > 開卷有益 > 正文

《隆中对》方略和诸葛亮在实施中的作用

田余庆

作者简介：田余庆（1924—2014），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隆中对》的提出，在建安十二年（207），即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它无疑是提供给刘备的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以后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

《隆中对》坚实的事实基础如下：

一，曹操已牢固地据有北方，居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必须承认这种现状，不可与之争锋，也无从与之妥协。

二，曹操即将凭借其优势力量，向南方用兵，而南方长江流域地境则分陈着扬（孙权）、荆（刘表）、益（刘璋）三股独立存在、彼此尚无联系的力量。这三股力量，尤其是荆、扬力量，如何因应时局，调整步骤，共抗曹兵，是形势发展的关键所在，须要能动地加以处理。处理得当，形势发展会有利于抗曹阵营，刘备也会赢得存在和壮大的机会。

根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作为近期目标：

一，取刘表。这是可行的一着，但刘备不敢。刘表据荆州已历二十余年，虽然无甚作为，但是在平常情况下还可以保境安民。刘备是惊弓之鸟，羁旅寄寓，在荆州无根无柢。只凭数千之众，欲吞并刘表而无灼手之虞，需要相当的干略胆识才行，而这正是刘备所缺乏的。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及注，当北方曹兵猝至之时，刘备自新野急奔襄阳，其时刘表已死，诸葛亮说刘备攻刘表之子刘琮以据荆州，刘备以“不忍”相答。后人论及此事，大抵以政治信义推崇刘备。但是征诸前此刘备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个人历史，可知恪守政治信义并非刘备的特点。赤壁战后刘备拒绝孙瑜水军假道攻蜀，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但是没过几年，刘备乘受刘璋之邀的机会而覆刘璋之师，何曾顾及政治信义？所以刘备所谓不忍取荆州，只能用不敢来解释。只是到了赤壁战后刘备成为胜利者的一员，荆州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地落入刘备之手。

二，取刘璋。刘璋偏处西南，无碍大局，尤其是于当前抗曹没有直接作用，刘备决无溯流千里，越峡逾巴，冒险取蜀的可能与必要。但《隆中对》认为，这是刘备植根所在，应当相机取之。

三，承认孙吴力量的存在并与之结盟。孙刘结盟，主动权并不在诸葛亮、刘备而在鲁肃、孙权之手。此时孙权正从太湖背后的闭锁状态中走出来，从京口凝视着长江上游的烽烟。他知道如果曹军得以久据荆州，下一个将要受害的地方就该是江东了。实际上，在赤壁之战的同时或稍后，曹操与孙权的巢湖之战就已开始。孙权只有两种选择，降曹或抗曹。即令降曹，也得保住江东基业，这又必须能战才行；不能战，降曹后迟早必被吃掉。不论是降是战，当务之急都是支援承受曹军主力压迫的刘备。朱熹论及此问题时说：“孔明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须著救也。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识，势使然也。”孙刘结盟，是一方求救，一方不得不救，于双方都需要，都有利。至于双方冲突的可能性，此时尚未出现。

《隆中对》近期方略，大概如此。

《隆中对》远期方略，是关于入蜀、治蜀和自秦川、宛洛北伐等事。近期方略与远期方略合而观之，《隆中对》似乎是一个进取的开拓的方略。这个方略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有坚定的追求。但是此时的刘备，胸中并没有装着《隆中对》。他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虽然这样，历史大体还是顺着《隆中对》的方向步步发展，这证明《隆中对》大体上符合客观条件，具有无形的力量。

刘备对诸葛亮，始而有鱼水之喻，终而有白帝托孤之词，而诸葛亮后来也是鞠躬尽瘁以辅刘禅。这些情况，使历代史家多认为刘备最赏识《隆中对》，并始终不渝地为实现《隆中对》而奋斗，戎机大政悉以《隆中对》为依据，委诸葛亮行事。其实，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先主传》注引《傅子》载曹操丞相掾赵戬之言曰：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必败”；《陆逊传》亦谓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战后，刘备才恢复了一支可观的武力，被陆逊视为疆界“强敌”。但是夷陵一战，正是这个陆逊，使其疆界“强敌”全军覆没。

比军事才能的估价更为重要的，是刘备的政治声誉问题。《先主传》注引《魏书》载吕布诸将曰：“备数反复难养。”这是建安初年的事，刘备声誉已是如此。以后刘备又几经反复，才在荆州刘表处暂获栖身之所，而刘表也同样地“疑其心，阴御之”。赤壁战后，刘备据有荆州江南四郡，这本是荆州境内落后之区。《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周瑜上孙权笺，还说“刘备寄寓，有似养虎”。以后刘备助刘璋而又叛刘璋，也是如此。我无意偏重以道义原则衡量刘备。道义原则不是认识和评价《隆中对》的主要标准。《隆中对》中虽有道义说教之词，它本身立论，却主要是以利害而不是以道义为出发点。但是道义影响政治声誉，在当时还是起作用的。

刘备的优势，似乎在于《隆中对》中说到的“帝室之胄”的身份。这只是相对于曹操挟持汉献帝一事而言。但是汉室之衰已是无可挽回。何况汉献帝的法统既然还存在，刘备就不能置之不顾而另外有所标榜。所以帝胄身份并无助于刘备的成功。至于对长江流域的刘表、刘璋而言，刘备连这点名义上的优势也谈不上，因为三刘恰恰都是西汉景帝的疏裔，都是帝胄；而且刘表、刘璋，论家世和个人仕履，显然都比刘备要强得多；论拥有的潜力，也远在刘备之上。而且稍前几年还有一个“帝室之胄”刘繇，曾经被安置在扬州牧的位置上。刘繇、刘表、刘璋，东汉的扬、荆、益三大州的州牧，都是受命于汉帝，名份上刘备与他们也是未可同日而语。刘备终于并吞刘表父子及刘璋势力，不是凭帝胄身份，而是凭他自己闯荡半生的权诈，凭他的对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

此外，用人也被看作是刘备所长，傅干、陈寿均有赞辞，分见《先主传》及注。后人以此颂扬刘备者亦复不少，大抵是据刘、关、张的关系和拔诸葛亮于草庐等事而言。赵翼说，三国之主皆能用人，而且各有特点，刘备用人的特点是“以性情相契”。但刘备“以性情相契”而结合的人物，在蜀国建立前后的期间内多已凋零。刘备用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鼎立的过程中并无优势可言，这可以在各国人物传记的比较中得到清楚的说明。如果不以三国之主相比而以均为帝胄的三刘相比，刘备也是得人最少。以后治蜀的人才，主要是刘备死后诸葛亮分化刘璋旧部，或排抑，或吸收，使新随刘备入蜀居于少数地位的人，与原刘璋旧部居于多数地位的人，即当时所谓“新旧”，所谓“客主”者，逐渐熔融，才形成蜀国的文武臣僚。关于“新旧”关系，“客主”关系问题，我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中有所探讨，可供参考。

刘备于危难之际托孤于诸葛亮，并说若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相得之切，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亦有人认为这只是对诸葛亮的“猜疑语”。这些说法都是揣度心性，难于断言。在我看来，以前述“新旧”、“客主”的道理加以分析，似乎可以说得略为客观一些。其时蜀汉新建，基础不稳，夷陵之败，更生摇动。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亮正严副，而这二人恰好就是“新旧”各自一方，或者说“客主”各自一方的代表人物，论潜在势力，李严一方决不弱于诸葛亮一方。所以，刘备倾覆刘璋而颠倒了的新旧、客主之间的主从关系，由于刘备之死而被再颠倒过来，不是没有可能。这当是刘备死前最关注的问题。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新立的幼主是无能为力的，唯一可以付托的人只有诸葛亮。所以我认为刘备作此遗言，正是为了在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这是刘备一生中少有的有远见的策略之举。这一策略之举，自然是以对诸葛亮的信任为前提，但却又不止是个人信任问题。

据《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李严后来曾经劝说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当然是非常之事。诸葛亮答书，说自己“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按指魏明帝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这里，“知己未答”的“知己”，“诸子并升”的“诸子”，自然首先是指同受顾命的李严。对于九锡之劝，诸葛亮可信是无动于衷。可是他并未义正词严地指斥其非人臣所宜言。他不避僭越之嫌，委婉作答，其中“十命可受”虽属假定之词，却是人臣大忌。后世史家不得其解，只好武断地说这未必出自以谦恭称著的诸葛亮之口。可是是谁杜撰此语，为什么要如此杜撰，还是无从解释。如果考虑到刘备托孤时“君可自取”之言的历史背景，在李严、诸葛亮之间出现九锡、十命之类的话，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刘备既然郑重其事地嘱咐诸葛亮权衡形势，必要时可以取代刘禅，诸葛亮就不宜在李严的试探面前过分拘泥于君臣名分。诸葛亮答李严语软中有硬，硬中有软，这才是其实质所在，是诸葛亮聪明练达的地方。诸葛亮治蜀，总是不忘以先帝付托为言，史家也总是赞美他忠烈溢于言表。但是揆之上述，似乎不无历史的隐曲夹杂于诸葛亮的言词之中，蛛丝马迹依稀可辨。

总之，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谘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推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

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庞统、法正死，刘备出峡之战的错误决策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强行谏阻。《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何焯据诸葛亮曾于荆州“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租赋以充军实”之事，以及入益州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之事，遂谓“当先主时但寄以萧何之任”。“但寄”，犹言仅寄，只寄，是指寄任无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判断。但是萧何在关中，得以“发踪指示”，“便宜行事”，救刘邦乏绝，刘邦虽屡蹶犹得屡兴，终于战胜强大对手。所以萧何于汉初论功为最，位次第一。而在刘备死前，诸葛亮徒有《隆中对》筹划之名而实际表现无多。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以之与萧何“发踪指示”、“便宜行事”之任比较，是颇不相称的。

——摘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购买本书请点击阅读原文

汉典：zdic.net

阅读原文

【加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