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文治武功的比较

汉、唐二代均为我国显赫之时代，贡献及建设奇多，无论在文治及武功方面，对后世影响至巨。汉、唐二代之文治及武功，虽均为史家称颂，然深究之，异同之处尚多。汉代芸芸君主中，以武帝之政治措施，于有汉一代之关系至深。盖汉兴七十年，恭俭无为之治，继承不替，及至武帝，社会财富，日趋盈溢。又功臣外戚同姓三系纷争，亦至武帝时而止，中央政府统一之权威，于是确立。而民间古学复兴，学者受新鲜之刺激，不肯再安于无为之治。但边患亦迄未宁息，抑且与时俱进。此均为促成汉武一朝政治改革之背景。而武帝自以雄才大略，乘时发奋，文治武功，俱臻全盛；实为有汉之代表。至于唐太宗，励精图强，政通人和。贞观年间，转隋末饥馑之势而至大稔之局，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每斗不过三四钱，终年全国断死刑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皆外户不闭，路不拾遗，打通东西交通，贡献甚著，亦为有唐代表之君主。现特就汉武帝，及唐太宗之文治武功两方面，作一比较，或能略窥汉、唐两代之异同。

一、文治方面的比较

武帝文治创举甚多，于后世影响显见。《汉书·武帝纪》亦赞云：“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由是可知武帝之政治措施，主要是阳儒阴法，现就武帝之治绩，归纳几点如下。

文帝时曾一度举贤良方正之士，武帝一再行之，后世科举之兴始于此。《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可见自武帝下诏州郡，举贤良方正之士，擢董仲舒为第一，开汉代以郡国察举人才登进之风。

武帝接纳董仲舒等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遂开献书之路，置博士之官，修明学校贡举之制，用儒吏，尚文词，立乐府。公孙弘以治《春秋》，位至丞相封侯，又诏吏凡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补职，学者靡然从风，中国以儒家之言为国学，以儒术为利禄之途，由此始也。

中国古无建年号以纪年者，有之，自武帝建年号曰“建元”为始。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自是历代君主皆以年号纪年，法简易行，史家便之。又武帝太初元年，诏行《太初历》，改以寅月为岁首，中国之有历元，始此。

武帝用兵四方，国用不继，令民纳资为吏，后世捐纳之例，始于此。《汉书·食货志》云：“此后四年……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

武帝既频年征伐，以金币招致外国，又好神仙，广营宫室，国用不足，除开捐纳外，又定盐、铁、酒为官卖品，课缗钱，设均输平准法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绾干度支，三人言利事，析秋毫，诸兵事外交，巡游土木之费，盖赖以济。后世言国家经济政策者，莫之能先也。

唐自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此以二十九英年即位，是为唐太宗，励精图治，文治改革亦有创举，与武帝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兹将太宗之文治归纳主要几点如下。

太宗用人唯才，如贞观诸臣中，仅长孙无忌为其舅，而房玄龄、杜如晦为秦王旧属外，他若魏徵、王珪，俱属太子建成手下，尉迟敬德、李靖等，皆为降将，太宗亦能捐弃前嫌，重加委用。太宗更注意吏治，曾遣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人使”，巡视全国，查察吏治得失。又命五品以上京官轮值夜宿中书省，随时延见以垂询民间疾苦。

太宗即位后，于宫中设弘文馆，选虞世南等各以本职兼学士，听政余暇，于内殿与众学士商讨治道。此外又大兴国学，罗致学者集京师，当时国学生近万人。又数幸国子监，征名儒为学官，学生能明一经以上者，皆得补官。于平抑门第方面，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门第。此外更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宗室坐享富贵恶习。此法自太宗创立后，历朝因之不替，是以唐代宗室人才之盛，古今罕有，皆太宗为之也。

太宗袭周、隋旧制，更善加运用，以中书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查法令，尚书省执行法令，使权力确定而分立，使中央组织更巩固，更进步。其后又创立三省首长联合议政的办法，以解决相互间的争执。这类改革，均为前代所未有。

太宗竭诚纳谏，更把谏官的职权扩大。制定中书、门下两省首长及三品官员入阁议事时，使谏官随侍，每遇缺失，即刻谏正。

二、武功方面的比较

武帝之政治措施，除上述文治外，对于匈奴之征伐，亦一大端也。匈奴为患，由来已久，武帝雄强，乃于元鼎二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夺取其地，建朔方郡。后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由是陇西北地河西尽为汉土，武帝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建河西四郡，遂开汉通西域之路，而匈奴之右臂遂折。又后二年，即元狩四年，再令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卫青军出定襄，败单于，追至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征两千里，至封狼居胥山，临澣海而还。武帝更派张骞出使西域，通大月氏，打通东西交通路线。

唐太宗除国内文教政治成功外，在国际上的声誉亦盛。当太宗平定突厥后，西北国家多遣使入唐，推崇太宗为天可汗，使其维持国际和缓关系。初期为防止突厥，后为防止大食、吐蕃的扩张，天可汗有制裁强暴，援助弱小，解决国际纠纷之任。唐自太宗、高宗至玄宗，均被选为天可汗，负当时国际联盟重任。而各国贤豪亦多来中国为官，使中华文化更能扬传异域，太宗丰功厥伟。

以上文治武功的略叙，皆可证明汉、唐两代之治业厥功甚大，为中华文化奠定不朽的基础，而武帝、太宗两人亦为古往今来不可多得的君主。

——摘自 邝士元 《国史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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