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精神之魅力
作者简介:李金坤,笔名李无言、金山客,号三养居士。汉族,江苏金坛市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不错访问学者。敬畏自然,崇尚情趣。从事高校古代文学及美学教学30余年,出版专(参)著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教余雅好辞章,陶情怡神。所撰《镇江赋》、《复建北固楼记》等文,弘扬乡邦文化,影响颇大。
唐代诗学批评家殷璠曾对盛唐诸家诗歌的特质作过颇为精当的评价,其云:“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所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在《河岳英灵集》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中,又多次使用“风骚”、“风雅”等词语,这就向人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流淌着《风》《骚》精神的血液,唐诗风神的根脉在《风》《骚》。事实上,《诗经》的素朴质实与《楚辞》的华茂绮丽的结合,即殷璠的所谓“文质半取”;《诗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楚辞》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即殷璠的所谓“风骚两挟”,而这“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审美特征,在殷璠所选盛唐李白、高适、岑参等24人的诗歌中均有很好的体现。唐诗乃中国诗歌的顶峰,而盛唐诗又是唐诗的顶峰。故视盛唐诗为唐诗的杰出代表自无不可。进而,我们以殷璠“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来评价整个唐诗亦当无甚大碍。
然而,殷璠“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之评价毕竟笼统。今人缪钺先生甚赏唐诗魅力,曾将其与宋诗的对比中作过诗意化的评价,他说: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
(一)精神闳美
大一统的唐代帝国气度恢弘,声势显赫。在文化思想上,中外交流,三教并存,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里,思想活跃,敢想敢做。盛唐时期尤其如此。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可能性的时代。诗歌中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回荡着青春的旋律。可以说在这个诗国高潮中处处弥漫着一种少年精神,一种开朗的、解放的情调,“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耀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之诗。”读唐人的诗,时时能感受到一种新鲜感、激动感和振奋感。同样是饮酒,魏晋人是为了解忧消愁,是消极的喝酒。而唐人饮酒却是积极的、开朗的,是少年人尽情尽兴的豪饮,他们喝酒是为了更兴奋、更痛快、更有力地歌唱。“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李白《江上吟》)。对于李白的豪饮与万丈诗情,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不无浪漫地称颂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寻李白》)请注意“豪肠”一词,一般皆言“酒入愁肠”,而盛唐诗人的代表李白却是“豪肠”,著一“豪”字,唐人的奋发豪迈之精神美全出矣。在充满希望的时代精神鼓舞下,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建功立业思想比任何时候都要高涨。“功名只向马上取”(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到边塞去,杀敌立功,保家卫国,已成为唐朝士人学子们共同的渴望和热望。“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变行路难》),“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杨炯《出塞》),显示出真正男子汉大丈夫的英勇气概。唐人昂扬奋发的精神之美在大量的边塞诗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淋漓尽致,而在他们的政治诗中,仍然洋溢着炽热的情感。他们都有点儿自命不凡的豪气,李白的“大鹏”之喻,杜甫的“凤凰”之拟,骏马、雄鹰之比,李贺《马诗二十三首》,等等,都体现了诗人们积极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和献身精神。在“安史之乱”中,唐代诗人则又多了一份深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十个沉甸甸的大字,唱出了千古忧国忧民者的共同心声。与昂扬奋发精神相表里者,唐人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满腹幽愤哀怨的伟大孤独感之背后,我们正可感觉到诗人那颗激烈跳动的爱国之心。因此,唐代诗人对于黑暗腐朽的政治现实敢于揭露与批判,一吐骨鲠而后快。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愤慨之辞,便是典型的代表。要之,唐人乐观开朗的性格,建功立业的思想,歌颂强盛的豪情,批判现实的责任,忧国忧民的情怀,继往开来的胆略,奋力进取的意志,等等,所有这些,便共同构成了唐诗昂扬奋发之精神美的丰富内涵,而这又恰恰是《风》《骚》“怨刺”精神、忧患意识的具体反映。
(二)性情纯美
“诗言志”,诗歌是自由心灵的抒发。因此,诗歌必须有个性。唐诗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有鲜明的个性。没有哪一个朝代,有像唐代诗人这么多雅称者。如: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天子王昌龄,诗魔白居易,诗囚孟郊、贾岛,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诗禅周繇,诗虎罗邺,诗瓢唐球,诗窖子王仁裕,等等。还有就某类诗或某首诗创作而得其雅称者,如赵倚楼赵嘏,许浑千首湿,许洞庭许棠,刘仙掌刘象,等等。从各自不同的雅称中,其性格亦即大致可明矣。唐诗的创作风格更具鲜明的个性。许多诗人均以自己的独特的诗歌风格而辉映于唐诗的夜空。如明高棅概括唐代诗人创作个性云: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欣、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朗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在焉。
正是这些性格各异风格有别的唐代诗人,才构成了唐诗大花园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无限美景。唐代诗人大多具有率真坦诚的性格,甚至有时连自己的“隐私”也如实公之于众。如杜甫说自己于长安干谒乞求的情形:“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李白得玄宗诏时竟然狂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又如韩愈勉励其子用功读书时说:“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韩愈如此激励其子,多少有点轻视平民的味道。唐人爱讲心里话,讲真话,少做作,不掩饰,这也不失为一种个性美。其他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岸不屈的性格,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由己及人的悲悯情怀,等等,无不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三)人情贞美
唐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情美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爱。在唐诗中,无论是怀乡、思亲、念友、悼亡,还是送别、出征、羁旅、哀挽,等等,都留下了情真意切的充满人情美的好诗。试举几诗简论之。
高适《别董大》云: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离别总是痛苦的,而此诗却因为有了送别者满腔的热情,使被送者董大尽管身处灰暗寒冷的天气中,却依然感到格外温暖,尤其是诗人那无比信任的目光,百般真诚的宽慰,更使董大充满了生活的信心和面对未来的勇气。这就是人情美的感人之处。
陈陶《陇西行》云: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此诗通过五千壮士为“誓扫匈奴”惨死疆场而无数妻子与恋人却依然梦盼他们归来的残酷事实描写,生动刻画出在特定时代广大妇女对自己亲人特殊深厚的夫妻之情,悲怆若此,不忍卒读,摇荡心旌,催人泪下。
刘得仁《贾妇怨》云:
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
任君逐利轻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
“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已成为唐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可诗人却在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发现了作为商人之妻的那种哀而不伤、虽怨实爱的深切关怀之情,通情达理,逼真感人。
其他如杜甫的《又呈吴郎》中诗人体恤关爱老年寡妇的慈悲情怀,李白与杜甫情同手足的由衷牵挂,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对亡妻刻骨铭心的真切悲悼,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唐代诗人别具魅力的人情之美。
(四)语言新美
唐诗的语言大多是通俗易懂的,朗朗上口,易于诵记,而且铭记难忘,常诵常新。唐诗的语言是诗人经过高度诗化后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日常生活的。诗人们利用日常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即景生情,及时抒发自己当下的思想感情,所以这类诗歌的语言与情感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亲近感、时代感,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唐诗好多通俗的诗句,正因为浸染了诗人带有普遍人生意义的内涵,所以便能够千古流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若表达对慈母的爱,孟郊的《游子吟》便会映现脑际;每逢佳节,自然就会想起王维“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名句;望月怀远之际,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便会“诗”上心来;明月思乡之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便会不请自到;每逢及时降雨之际,杜甫的“好雨知时节”(《春夜喜雨》)的妙句便会随雨而出,等等。像这类能引起人们共鸣的诗句,在唐诗中可谓多矣!为何通俗浅易的唐诗语言竟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其奥秘何在?答曰:深入浅出。所谓“深入”,即指诗人由现实生活产生的种种人生感悟与情感,然后诗人将这种人生感悟与情感寓“入”能够适意传情的新鲜活泼而浅显易懂的语言;所谓“浅出”,就是以浅语表深情。正如林庚先生所说的那样:“唐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此外李白等人的骚体诗将《诗经》的四言体与《离骚》的含“兮”字的六言、七言句融会诗篇,给人一种创新之美。还有,唐诗无论近体、古体诗,其声律多具谐和优美、吟诵自如唱叹有致的审美特征,这些都自然构成了唐诗语言新美的特质。
(五)意境优美
唐代诗人情感丰富而饱满,加之他们善于承传《风》《骚》的比兴象征及“香草美人”的传统,以及他们浓厚的自然生态意识,由此而创作了大量的自然生态诗,这些因素,无不有利于唐诗意境美的形成。如白居易的《白云泉》:“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这是诗人借对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的赞美,以表达他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闲逸心态。此诗巧用比兴,托寓深刻,颇含“韵外之旨”、“味外之旨”,王维隐居终南山所作的一系列山水小诗,已基本不用比兴而是直接描写大自然,把自然物象推向诗歌的舞台,并让它们唱主角。这些诗无不是具有优美意境的千古绝唱。如王维的《辋川集二十首》《山居秋暝》《相思》《书事》等,皆是意境美的佳构。试看其《竹里馆》的描写:“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的悠闲自在之情与幽静清雅之景交相融合,创造了“人”与“竹”、“月”相顾无言、相依相怜的清幽之境。值得一提的是,晚唐诗人司空图首创意境理论的杰作《二十四诗品》,几乎纯用自然生态说话,是“象外之旨”、“味外之旨”优美意境的典型体现,真乃得“江山之助”也。
由上可知,在思想与艺术上,《诗经》与《楚辞》渊源关系甚明。《楚辞》立足于本土固有的巫神文化,同时吸收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之精神,形成了“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奇文”。从文化交融的角度看,《楚辞》无疑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而这又恰好为唐代诗人树立了美好的典范。
要之,唐代诗人以其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无论是汉魏六朝,抑或《风》《骚》,他们大都善于吸收其有益的东西,丰富自己。正因为他们有着如此亲近风骚的深挚情意,所以,《风》《骚》精神这株绚丽奇葩,方能于唐代此方文化气候温润丰美的诗歌园地里适时结出丰硕健朗的诗果。上列体现唐诗风神的“五美”中,我们不难窥见《风》《骚》“怨刺”精神、忧患意识、语言艺术、比兴手法等优良传统的倩影与神韵。
唐代诗人善于学习前人,努力熔铸新知,这本身就给人以颇为有益的启迪!
——摘自 李金坤 《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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