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9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西汉时期(前206-8)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是以帝国与匈奴的关系为转移的。因此，回顾其匈奴政策将有助于从总体上充分揭示西汉对胡族的基本态度。
当公元前202年汉朝最终统一中国的时候，它不仅继承了秦帝国，而且也继承了秦帝国的所有问题，其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匈奴对北部和西边境的威胁。仅仅在一年之后，这一威胁的典型事例就发生了。发生在公元前201-前200年的汉匈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始于一名中国将军投降匈奴，以汉朝的开国君主汉高祖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内)被围困七天之后死里逃生而告终。
就在平城失败之后，汉高祖立即根据手下刘敬的建议，采取著名的和亲政策，与匈奴达成和平协定。第一次和亲协议保证每年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帝国“礼物”，并嫁一位汉室“公主”给单于，单于相当于中国的天子。另一方面，匈奴保证停止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侵夺。在惠帝(前194-前188)、吕后(前187-前180)、文帝(前179-前157)和景帝(前156-前141)统治时期，尽管并不是毫无困甚至有时是屈辱的，但大体上都采取了与此相似的对外政策。然而，当和亲政策被一再地证明无法挽救胡族之患后，一个急剧的变化最终在武帝时期(前140-前87)发生了。决不能认为这一变化是突然之间产生的。早在文帝统治时期，年轻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在一份长长的奏疏中就严厉地批评过和亲政策，他指出：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贾谊在这里对和亲政策的批评可能反映了他的许多同僚们的心理。实际上在这份奏疏中所提出的建议不外乎：(1)从防御性的对外政策转向武力扩张；(2)用贡纳体制取代和亲体制。但是，他的建议直到大约三十年后才受到重视。
公元前135年，匈奴派遣使节到汉廷要求延长和亲协议，皇帝为此召集了廷议。在廷议中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宰相韩安国为代表，一派以精通胡族事务的边境官员王恢为代表；前者极力捍卫传统的和亲政策，而后者则大肆鼓吹使用武力。由于韩安国的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武帝极不情愿地同意继续采取和亲的和平路线。与匈奴的彻底决裂发生在公元前133年，这是另一次廷议的结果。在廷议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终使武帝推翻了他先前的决定。从这些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转向一种全新的对外政策方针被认为是必要的。从财政上看，在和亲协议下，匈奴每年向汉朝索要的礼物不断增加，这对于汉帝国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从政治上看，不忠实的汉朝将领和其他不利势力通常向匈奴寻求支持或者叛逃到匈奴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对汉帝国秩序的不断威胁。但是，即使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仍然看不到能够保证持久和平的希望。匈奴入侵的报告不时地从边境紧急送往朝廷。因此，为了最终从帝国肉体中拔除匈奴这根刺，诉诸赤裸裸的武力被认为是唯一的选择。
对匈奴政策的这一转变在帝国的对外关系中产生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后果。为了切断匈奴人与受其控制的中亚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了给中国寻找同盟，帝国的使节被派往西域以建立汉帝国与西域的许多小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这就开启了中国向西部的扩张。应该注意的是，一直到西汉末年，在总体上都执行了这种扩张对外政策，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动。
东汉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胡族问题，因此必须按照不同的方针制定它的对外政策。当时，匈奴已经被永远划分成了两部分，分别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顺服地将自己纳入中国的贡纳体制中，居住在帝国的边境沿线。在内地或者边境上也安置了其他一些胡族人，特别是羌、乌桓和鲜卑。总之，东汉必须应付大量的胡族人，而且其中一部分是位于中国领土之内的。帝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进一步的扩张，而是如何在不扰乱内部秩序的情况下把这些胡族群体纳入帝国的怀抱中。光武帝开国时期(25-27)的对外政策被描述为“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即使在其统治末期，他也断然把将领们拟定的攻打北匈奴的大规模军事征伐计划放在一边；他认为帝国已经有足够多的麻烦需要担心，扩张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本质上比扩张主义更具防卫性和保守性的总体政策下，东汉广泛利用了中国历史上称为“以夷制夷”或者“以夷伐夷”的著名策略，即“用蛮夷人控制蛮夷人”或者“用蛮夷人攻打蛮夷人”。这一方法并不是东汉的创新，它很可能首先是晁错向文帝(前165)提出的建议。在一份长长的奏疏中，晁错指出，鉴于帝国的形势，最有利的办法就是用蛮夷人去攻打蛮夷人；他尤其主张把投降的匈奴人武装成骑兵纳入中国的军事力量中，以便他们能够被有效地用来同他们自己的部族作战。这样，从文帝时代起，蛮夷成分就开始被引入汉朝的军事系统，比较凸出的是投降的匈奴属国骑兵、胡骑(也指匈奴)和越骑(南夷)。
而在东汉时期，这一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适应当时出现的新的胡族形势的需要。比如，“以夷制夷”的口号出现在东汉的大量奏疏中。由于军事系统尤其是边防戍守的总体松懈和废弛，不论在扩张战争中还是在胡族的叛乱战争中，投降的胡族人和内地的胡族人诸如南匈奴、乌桓和羌都受到了雇佣。终汉之世以及三国时期，他们在内战中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东汉政府鼓励胡族人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安置，以及为什么内地的胡族人总是被要求向地方政府提供繁重的劳役。
东汉时期“以夷伐夷”的意思在范围上更加宽泛，有时它等同于我们所谓的“分而治之”。比如，公元137年，日南(在今越南境内)的蛮夷人武装反叛中国地方政府。在第二年举行的廷议上，一位名叫李固的官员建议不要派遣中国的武力去镇压叛乱，而要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他认为，最有效、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用金钱和爵赏分裂蛮夷人，以使他们转而相互攻打。这一建议不仅赢得朝廷的普遍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样的方法也被用来对付其他的胡族人。许多时候，中国边境的官员发现用金钱做武器去粉碎羌人的联盟阵线使他们忙于相互攻击非常有效。匈奴的分裂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无须作更多的评论。正如公元88年一位上奏者所说：“今幸遭天授，北虏(即匈奴)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
而且，东汉政府也经常鼓动一个部族的人去攻打另一个部族的人——这一方法不但在西汉时期能够找到它的起源，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找到了它的西方副本。例如，公元88年鲜卑打败北匈奴的时候，一位朝廷官员赞颂和祝贺皇帝没有损失一个士兵就赢得了战争。当然，他也充分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鲜卑贪图诱人的帝国奖赏。有意思的是，同一年，张掖(在今甘肃境内)的月氏人也受到羌人的攻击。当月氏转而向汉廷请求帮助和保护时，几乎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认为这种状况对中国更加有利，因此否定了任何中国应该干预此事的意见。
显然，东汉时期“以夷伐夷”政策能够如此有力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一事实，必须放在当时出现的新的胡族现实背景中进行理解，当时的现实特征是，中国不是面临着来自一个联合的、强有力的、富有侵略性的草原帝国的不断威胁，而是与边境内外的许多小的、分裂的但不构成麻烦的胡族群体进行面对面的冲突。
——摘自 余英时 著，邬文玲 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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