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政治—文化概念交会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中国”的含义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而其“文化中心”义则贯穿古今。

（一）释“中”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以及石经、籀文里皆写作有飘带的旗帜，所谓“有旒之旆”。学者推测：这些上下带飘饰的旗帜，标识旗面的圆圈处于内核地位，故“中”字的含义是内、里。《说文》曰：“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而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引义为空间的中央，居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尚书》孔传释“土中”为“于地势正中”，汉初贾谊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中”皆从空间的居中引申为政治中心。

另外，中还演绎出“中等”、“半”、“正”、“得当”等意涵。

（二）释“国”

中国之“国”，繁体为“國”，甲骨文作，是由“戈”（兵器，示武装）字与“囗”（音围，示城垣）字合成的会意字。“囗”后来移置“戈”外，强化武装保卫天子都城之义。“国”又指诸侯封地，并含城中、郊内、有疆界的地区等义。

综论之，“中”的本意为内、里，引申为核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

（三）释“中国”

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曰：“余其宅兹中国”（宣称：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较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亦有“皇天既付中国民”的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的《民劳》篇云：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人民劳苦够了，要求稍得安康。抚爱这些京师人，用来安定四方）

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民劳》篇四次出现“惠此中国”，其“中国”皆指京师。

战国时孟子追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东汉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

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本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

（1）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如《春秋公羊传》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的“中国”即指中原一带，西周时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拓展；

（2）指国境之内；

（3）指中等之国；

（4）指中央之国。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如《毛诗注疏》释《诗经》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南朝刘义庆（403—444）云：

江左地促，不如中国。

唐人韩愈（768—824）辟佛云：

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诸例“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

（四）中国疆域拓展

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西周及春秋早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原称“蛮夷”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

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班固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38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捍卫，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五）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区域并具政治中心义，并派生出文化中心义。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如此论“中国”：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发生在赵王室围绕“中国”—“蛮夷”关系的辩论，阐发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内蕴。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中国”。晚清记名海关道志刚（1818—？）出访欧洲时，外人问及“中国”的含义，志刚答曰：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属中国意域。

先贤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王夫之还指出，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

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

认为上古时“中国”之人如同禽兽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

（六）“中国”并非我国专称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越境远游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

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37—约422）归国后指出，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将其称为“中国”。可见“中国”并非华夏专属。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如瞿式谷）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明代万历间王圻（1530—1615）纂集《三才图会》，作地为圆球形之图，标示寒带、热带等五带，并确切指示四大洋、六大洲。此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惜乎“三才图会”之类地理知识少有传播，至清中叶朝野基本忘却，从乾隆至道光，仍拘守在“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固有隘见之间。

晚清魏源接触到较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列邦皆有自己的“中国”观：

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

近人皮嘉佑（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文说：

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

这都是对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七）“中国”衍为国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此外，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约为“秦”的音译；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时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以“中国”作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17世纪中叶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率先发生在欧洲）。

远在东亚的清政府虽然对发生在西方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在客观上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沙皇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自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与英王的来往文件中。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所拟致英吉利国王的檄文说：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

已是用“中国”与“外国”对举。

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72—1843）给英军统帅写信，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等名目。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汪康年指出，用含义虽不确切，但已经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故“中国”之称不必革除。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的“中国”，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

——摘自 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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