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分”与“华夷之防”

如果深入考察，“易姓改号”和“仁义充塞”既有相离性，也有相因性。

当瞩目于“易姓改号”和“仁义充塞”的相离性时，顾炎武进一步认为，“君臣之分”与“华夷之防”决不能等量齐观，因为“君臣之分”仅仅关系到朝廷的更替，而“华夷之防”则关系到天下的存亡。《日知录》卷7《管仲不死子纠》云：

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中国古代称边区少数民族，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或统称夷狄、戎狄、蛮夷等。班固（32—92）《白虎通德论·王者不臣》说：“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将“夷狄”与“中国”（或“华夏”）相对称，构成一组互相对峙的民族隔绝和政治畛域，这是一种传承久远的政治文化观念。顾炎武显然秉承了这种政治文化观念。

为了说明他的政治文化观念，顾炎武列举孔子评管仲为例。按，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颍上人。初事公子纠，后相齐桓公，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顾炎武所说的孔子评管仲语，见《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据《左传》庄公八年、九年记载，齐桓公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两人都怕牵累，桓公便由鲍叔牙侍奉逃往莒国，公子纠由管仲和召忽侍奉逃往鲁国。襄公被杀以后，桓公先入齐国，立为君，便兴兵伐鲁，逼迫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管仲却做了桓公的宰相。公子纠之与管仲，虽无君臣之名，却有君臣之实，所以管仲不死公子纠，显然有悖于“君臣之分”。但孔子却着眼于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汉族避免了“被发左衽”，同化于落后民族的危险命运，所以略其罪而称其仁。顾炎武认为，这是孔子“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加以充分的肯定，指出这就是“《春秋》之志”。

关于“《春秋》之志”，《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说：

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而“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这三者的中心要旨，则是“尊天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这三者也应该有所侧重：“春秋之世，王室微，诸侯强，故其始抑诸侯以尊王室。及诸侯又微而夷狄强，则又抑夷狄而扶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诸侯亦所以尊王地也。”管仲的时代，正是“诸侯又微而夷狄强”的时代，所以管仲“抑夷狄而扶诸侯”，便功在王室，功在天下。

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顾炎武如此器重管仲是否意有别指，顾炎武强调“扶诸侯”是否暗指辅佐南明桂王、韩王。因为顾炎武是否有此深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并且将“华夷之防”视为“以天下为心”，这一思路与区别“国”与“天下”的思路是若合符契的。显然，在顾炎武看来，“仁义充塞”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易姓改号”，所以他肯定管仲的政治选择，说：“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按，指公子纠与管仲）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日知录》卷7《管仲不死子纠》）

但是，顾炎武并不因此就弃置或漠视“君臣之分”。所以在说了上面这段话后，他接着强调：“虽然，其君臣之分故在，遂谓之无罪，非也。”（《日知录》卷7《管仲不死子纠》）公子纠之于管仲，毕竟有“君臣之分”，即便管仲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盖世奇功，以政治道德来判定，他仍然是有罪的。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两重性，在这里表露无遗。

正因为如此，当顾炎武转换一个思维角度，瞩目于“易姓改号”和“仁义充塞”的相因性时，他便痛苦地看到“易姓改号”往往造成了“仁义充塞”的残酷现实。

就历史和现实来看，“夷狄”的确具有野蛮、落后、破坏的一面。顾炎武在顺治十六年（1659）所作的《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描述了他流离北方时所见到的情形，说：“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文集》卷2）在顺治十七年（1660）所作的《羌胡引》中，他历数了匈奴、胡、东胡、猾虏、东夷、戎虏、朔虏的残暴，尤其是清兵“四入郊圻躏齐鲁，破邑屠城不可数。刳腹绝肠，折颈摺颐，以泽量尸”的血淋淋的史实（《诗集》卷3）。这不正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吗？

在《日知录》卷29《徙戎》中，顾炎武还列举汉、唐、宋、明等朝的历史教训，强调指出：“夫夷狄人面兽心，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所以他提出要防“蛮夷猾夏”，说：“国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日知录》卷29《吐蕃回纥》）在《日知录》卷6《素夷狄行乎夷狄》中，他又引汉和帝时鲁恭的疏言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夷狄”入主中原后，中华文化亦面临着变异的危机。顾炎武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赠潘节士柽章》诗云：

同文化夷字，劫火烧丰、镐。自非尼父生，六经亦焉保。（《诗集》卷3）

黄节《顾亭林诗选注》本释前二句意为：“痛同文之化于夷字，犹劫火之烧丰、镐也。”并引《日知录》卷29《国语》为证：“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以此说明，当“同文”化为“夷字”，必然造成经注的改易，乃至文化的失传。其后，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大肆删改古籍，不正是鲜明的例证吗？

清醒的历史思考和强烈的现实感受，促使顾炎武明确地强调，在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坚守“君臣之分”正是严别“华夷之防”的有效手段和鲜明表征。现实问题如此严峻地摆在眼前：在满清入主中原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时，人们如果不坚守“君臣之分”，又如何严别“华夷之防”呢？

正是这种沉重的政治情结，使得顾炎武常常将“君臣之分”与“华夷之防”混为一谈，并把二者升华为一种相通相融的精神气节。在《日知录》卷6《素夷狄行乎夷狄》中，他说：

素夷狄行乎夷狄，然则居中国而去人伦乎？非也。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已。

这种“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中国之道”，就是仁义道德的精神本体和文化价值。顾炎武坚信，只要坚守“中国之道”，“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日知录》卷6《素夷狄行乎夷狄》）

另一方面，当顾炎武进一步展放历史的眼光时，他也看到了“华夷之防”的变异性，看到了“中国之道”的强大的渗透力和同化力。

既然“天下”大于“国家”，那么，如果“以天下为心”，便不能不肯定，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只有内外之别，没有优劣之分。《日知录》卷22《九州》说：“盖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因此，“夷狄”与“华夏”原本同域共祖，例如：“匈奴他部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祖黄帝，称昌意后，亦一征也。”

而且，即使是“夷狄”，也有其新生、发展和进步的一面；即使是“华夏”，也有其衰朽、停滞和反动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一直具有“分久必合”的顽强凝聚力。顾炎武在《五经同异·书楚》中说：

进者不得不进，因其进而进之，于何褒？退者不得不退，因其退而退之，于何贬？曷尝求夫经之所以书者乎？夷之日盛，华之日微，岂人所愿哉？徐之初也称戎，盛而称徐，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楚之初也称荆，盛而称人，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圣人岂有心于进之哉？因其进而进之，至于此也。自王道衰，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于大夫，又再降而制归于夷狄，圣岂有心于退之哉？因其退而退之，至于此也。

正是在“夷狄”进而成为“华夏”的一员，“华夏”退而“制归于夷狄”这种双向逆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横向扩展和纵向延伸的强劲生命力。因此，民族的相互交融便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夷狄”或“杂于诸夏”（《日知录》卷2《锡土姓》），或“附中国”（《日知录》卷23《通谱》），或“杂居于中华”（《日知录》卷29《吐蕃回纥》）。要找出一个纯而又纯的汉族人来，恐怕并非易事。

中华民族强劲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民族交融这一种族的意义上，更集中体现为“中国之道”对少数民族、周边国家的渗透力和同化力。顾炎武曾称道拓跋氏建立的后魏政权所推行的“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日知录》卷10《后魏田制》）。他还认为：“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夷狄者有之。”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夷狄”之国“风俗朴实”，保存古风；二是“夷狄”之国“政事简易”，“省刑薄敛”。有了这样的善政美俗，甚至使生活在“夷狄”之地的汉族人也乐而忘返，“民亡南顾心者也”（《日知录》卷29《夷狄》，据抄本订正）。

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在清朝建国以后，还曾经赞扬过满族较之汉族的优胜之处。他曾引《绝越纪略》云：“中华礼义之邦，所不及者有五：道不拾遗，一也；百里无裹粮，二也；不用银钱，以粟布交易，三也；躏人田而罚其直，虽京章不免，四也；所受与，必思有以酬之，五也。有是五者，以臻无为之治，夫何愧焉？”

总起来看，顾炎武对少数民族的称赏，主要以历史的眼光着眼于其“善政美俗”，亦即关系天下的“仁义”这一方面。这就与他对“仁义充塞”的现实忧思相反而相成了，其用意仍在于揄扬仁义道德的文化价值。

这里有一个问题原本是不应忽略的，这就是：顾炎武关于“国”与“天下”、“君臣之分”与“华夷之防”的看法，是否有个变化过程？遗憾的是，相关的这些言论，大都见于顾炎武的《日知录》，而《日知录》的撰写定稿，经历了三十多年。他在《谲觚十事》说：“仆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轶。”康熙十八年（1679），他67岁时在《与潘次耕书》中说：“《日知录》再待十年，职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文集》卷4）可见，顾炎武从30岁起直至晚年，一直在撰写、修改《日知录》，临终前尚未定稿。因此，《日知录》中各卷、各条的写作时间，几乎是无法考定的。于是考察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我们便只能采用“共时”的方法，而无法采用“历时”的方法。

比较而言，顾炎武的现实感受要远远强于历史思考，换句话说，他的历史思考也总是时时指向现实需要的。因此，严别“华夷之防”，“不失吾中国之道”，成为他一生著述行事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顾炎武无疑都是地地道道的遗民。念念不忘“易姓改号”的政治变动，汲汲坚守“君臣之分”的道德准则，使顾炎武成为一个政治遗民；而热情关怀“仁义充塞”的文化危机，严格坚持“华夷之防”的精神气节，又使顾炎武成为一个文化遗民。这种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双重身份，决定了顾炎武在清朝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生活方式、政治观念、文化活动和文化思想。

—— 摘自郭英德《探寻中国趣味》

购买本书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投稿邮箱：admin@zdic.net

汉典主站：www.zdic.net

汉典论坛：bbs.zdic.net

汉典手机站：m.zdic.net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