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到官僚
作者简介:尚永亮,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汉唐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代诗学》《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人与自然的对话》《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理论与实践》等专著二十余部,主编教材及丛书多种,发表学术论文、译文二百余篇。
我们知道,唐代文人一般都有着高远的人生理想和宏大的政治抱负,但是所有的理想、抱负,都要靠做官才能实现。就此而言,前边说过的参加科举也好,进入幕府也好,门荫入仕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文人变为官僚,尤其是要做京官。因为在唐代,重京官而轻外任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文人都期盼担任京官,尤其希望在京城担任清要而有实惠的官职。
有唐年祚是二百八十九年,加上五代,共三百四十多年。在这样一个长时段里活跃的文人不可胜计,但在史书上留有印迹的,以至于有诗文留传下来的,大都担任过一定的官职,其中还有不少做了较为清要的京官,比如翰林院、秘书省、国史馆等等这样一些处所的官职。而进士出身者,在这一方面就占有优势了,他们在仕途上晋升比较快,易于获得清要的官职。《隋唐嘉话》载,唐高宗时曾做到宰相之位的薛元超也有遗憾,他曾对亲戚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这里的“修国史”,就是在国史馆任职。薛元超没有通过进士擢第,自然不易进入国史馆,以致他终身为憾。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清望官的态度。
明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
这是身为京官而想做清望官的,属于想锦上添花的那一类。至于那些在地方任职而渴盼入京为官的人,上边的要求就有些奢侈了。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进入京城,哪怕品级比现在低也心甘情愿。《明皇杂录》里有一段话,说:“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其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不想离开京城,即使到外地“雄藩大府”任职,也被人视为“左迁”,可见时人对京官的看重。在这段话后,作者还专门举了一个例证,说有一个叫班景倩的人,从扬州采访使被调到京城做大理少卿,途中经过大梁。汴州郡守倪若水在西郊设宴接送班景倩。宴罢,班景倩登船走汴河水路西进。倪若水望着班景倩一行,对他的下属说道:班景倩这次由扬州进入京城,简直就像登仙一样,真令人羡慕呀!我即使做他的随从、跟班,也心甘情愿。看来这个倪若水实在是太想当京官了。按说,他所在的大梁郡守属河南道,是“雄郡”,郡守的品级应与从三品上的州刺史相同,或者还要高。而班景倩入朝所任的大理少卿属大理寺,是从五品下。一个三品的大郡郡守,竟然如此羡慕五品的大理少卿,从这一点即可看出唐代特重京官而轻外任的情形。
唐代中期以后,京官重于外官的情形随着地方官俸禄的变化而有一定改观。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州刺史月俸至千缗”,而京官的俸禄则较为“寡薄”。又据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考察:“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这种经济上向地方官吏的倾斜,使得外官与京官的差距渐趋缩小,以致也有一些人不愿意再到京城去做官。但是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个别的,从整体上看,终唐之世,京官在人们心目中仍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正像晚唐诗人卿云在《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诗里说的:“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宁可在长安做一株小草,也比在边地做一朵娇艳的花来得好。长安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因为长安是都城,繁华富丽,雄壮无比,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士人展示自己才能的一方舞台。在天子脚下,消息灵通,机遇自然就多了。要想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要想在文化上有比较大的满足,要想在生活上过得潇洒,那么就要到长安去做京官。
但是这个京官不是谁想做就做得成的,除了少数幸运者可以在科举及第之后留任京官之外,大部分人都必须先在地方官任上做上几年,一步一步地往上升,最后由朝廷选择优秀者到朝中任职。《唐语林》里记载了一个叫李建的官僚,他说:“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吾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使尉望县;既罢又集,使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意思是说:现在取的那些进士,有的升迁得太慢,有的升迁得太快,如果让我来安排的话,那么应该让他们在进士及第之后,先在“紧县”做官,然后升到“望县”,接着再升“畿县”。这个“紧县”“望县”和“畿县”,是根据它们距离长安城的距离远近及其重要程度而划分的。比较远的是“紧县”,再下来就是“望县”,“畿县”就是郊畿之地、京畿之地,那就靠近长安了。在这些地方有了历练之后,最终“升于朝”。如此一来,士人“三十成名”,40岁时位居“清列”,其“迟速”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这番话很被时人所认同,说明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文人从政的实际情况。文人进士及第后,多在基层历练,其中有些人发展得比较快,在幕府或在县尉任上只待了几年,就被选拔到朝廷。以中唐元和年间几个著名的文人为例,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进士及第以后,有的进入幕府,像韩愈;有的当了县尉,像白居易。时间短的四年,长的八年,就已经由任职地方入朝为官了。按照刚才李建的话来衡量,这样的速度并不算慢。而入朝为官以后,他们担任的第一职务几乎全部是监察御史或者拾遗官。监察御史和拾遗官品位不是很高,但是职责却相当重要,下可以纠察群臣,上可以谏诤皇帝。对于锐气正盛的青年官僚来说,这样的官职非常有利于他们施展才干,同时也使他们易于得罪权贵,甚至触怒皇帝,在他们人生道路上可以说已埋下了某种悲剧性的基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几讲中将要涉及。
台中市永元宫麑触槐石版画
京官的一大职事就是要上朝。文人入朝为官,上朝就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上朝的时间是很早的,大概在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出发,那么起床收拾就更早了。这样一个传统,实际上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国有一个叫赵盾的大臣,因为谏诤晋灵公而被忌恨,晋灵公就派了刺客麑去刺杀赵盾。麑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跑去了。跑到赵盾住的地方一看,发现赵盾已经起床,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因上朝时间还早,他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麑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十分感动,认为赵盾能起这么早做上朝的准备,而且正襟危坐,非常恭敬,真是“民之主也”,于是发了一通感慨,说:我如果把这样一个能够给老百姓做好事、做主的人杀掉,那是“不忠”;如果我背弃了君主的命令,则是“不信”。“不信”就是“不守信用”。于是,他就一头碰到槐树上,自杀了。从这样一件事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为官上朝,古已有之,上朝是为官者的一件大事;二、上朝的官员必须心怀恭敬,不得懈怠;三、上朝的时间非常早,以致盗贼、刺客可以借着黎明前的黑暗为所欲为。
历史的相似性是惊人的。一千多年以后,与麑刺赵盾非常相似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中唐时代。元和十年,朝廷商议征讨淮西吴元济的叛军,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力主讨贼,是当时的主战派。由于他们力主讨贼,所以就成了各个藩镇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藩镇就秘派刺客前往谋杀。六月的一天凌晨,武元衡早早起床准备入朝。他住的地方在靖安坊,从靖安坊东门出去,没走多远,就有刺客从暗中突然出来击杀他,武元衡的随从都跑散了。刺客抓着武元衡的马走了十多步,经过一番搏斗,最后把武元衡杀掉,把他的颅骨取下来,送给藩镇交差去。刺客又跑到了通化坊。通化坊是裴度的住所,刺客在途中截住裴度,“伤其首,坠沟中”。亏得裴度当时戴的毡帽比较厚,头部受了伤,却未致命。当时裴度的一个仆从叫王义,从后面抱着刺客,大声呼喊。刺客慌忙中拔出刀来把王义的胳膊砍断,然后逃走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京城大骇,朝廷命令金吾骑士、卫队到处盘查,进行戒严。而那些上朝的官僚,不到天明不敢出门,以至于有时皇上已经上朝很长时间了,朝班还没有齐备。由此可见,官员上早朝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当然了,这样一种危险只是特例,大多数情况下上朝是安全的,而且非常热闹。据历史文献记载,唐代官员“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明皇杂录》),五更时分起床,灯笼烛火就全部点着了,在上朝的路上,车盖如市,热闹非凡。宫门这时还没开,一些早到者就要在外边等候。初、盛唐时,普通官员要在望仙门、建福门外立马等候,宰相可以在光宅车坊躲避风雨。到了唐宪宗元和初年,就专门为上朝的官员设置了一个等待的处所,叫待漏院,以后官员上朝,就可以在待漏院里边稍事休息了。
宫门打开之后,御史大夫先领着属官来到大殿的西庑,穿着红色衣服的从官要大声传呼,催促百官上朝。于是官员鱼贯而入,分文武列于大殿的两侧。天色再亮一点,内门就打开了,监察御史领着百官再往里走:文班在前,武班在后。进了宣政门,文班从东门进,武班从西门进。站在台阶两边的十个校尉同时唱喝,场面非常威严。在朝堂之上,设有屏风、蹑席、熏炉、香案。宰相和两省官就在香案前边成两列对站,百官分别站于殿庭的左右。朝班排定后,还要对百官进行查验。侍中奏称“外办”。“外办”就是外间官员各种上朝的事体都已经备办了。直到这时,皇帝才从西序门走出,沿着阶梯走到御座前就座。皇帝入座时,他的两侧马上张开三把御扇,左右金吾将军上前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喊声落定,升殿议事,一天的朝中活动就开始了。
大明宫遗址
皇帝与百官议事结束,就宣布罢朝。这时皇帝从东序门出去,百官也就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的廨院或府第。岑参《寄左省杜拾遗》这样描述道:“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王维《酬郭给事》也有类似表述:“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早上随着“天仗”、摇着“玉佩”进入朝廷,晚上捧着“天书”、带着“御香”回到家里。从岑参和王维这几句诗来看,官员们下班回家已经到傍晚了。有的时候天降雨雪,路非常难行,皇帝还特别放假,让官员们休息几天。白居易有一首《雨雪放朝因怀微之》的诗,就记叙了这类事:“归骑纷纷满九衢,放朝三日为泥途。”因为下雨,路不好走,于是放朝三天。
百官早朝有一套威严而且烦琐的仪式,按说天天如此也就够人心烦的了,但是在唐代诗人的笔下,这种日复一日的活动,似乎也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诗意。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春天,当时任中书舍人的贾至写了一首诗,诗题是《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分送给同时在朝任职的大诗人王维、杜甫、岑参等人,王维、杜甫、岑参各有和作,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是首七律,这么写道: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
这首诗从早朝前凌晨宫中的报晓写起,依次将宫殿门开、百官朝拜、仙掌挡日、香烟缭绕的景色进行描摹,最后说到朝罢归去。全诗雄深严整、气象恢宏,尤其是其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两句,把早朝气氛的肃穆庄严和大唐帝国的气势非凡、声威赫赫都表现了出来。千载之下,令人遥想唐人何其宏放!
—摘自 尚永亮《诗映大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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