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繁荣的文化环境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的背景是政治和经济。唐朝立国近三百年，政治、经济几度起伏，文化和文学也是有盛有衰，在基本步调上，它们虽非绝对同步，却是大体一致的。就总体而言，开元、天宝鼎盛之世，文学也相应地极度繁荣昌盛；“安史之乱”使唐朝从其政治的巅峰上跌落下来，生产和经济遭受惨重破坏，各阶层民众的生活均发生巨大变化，文学的面貌也随之根本改换，并一度沉寂；至元和中兴，才给唐代文学带来又一个发展高潮，不过，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与盛唐情景已有许多不同；而晚唐国势日渐衰颓，文学也走着下坡路，雄心壮志泯灭，乃至渐渐失去活力。这是宏观审视所见的大势，当然其中亦有许多曲折和多向的变化，因为文化始终如滔滔长江大河，处于一种“紊流”的状态，既有着总的确定的流向，也有部分的或阶段性的曲折或者多方向的杂乱流动。惟如此，才成其为浩荡壮阔和深厚宏丽。而唐代文化和属于这庞大体系的文学，情况正是这样。

一般地论述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大抵需提及以下诸端：首先是唐代发达富裕的经济生活；曾经非常强盛的国力；执政者相当开明的民族政策；文化方略和选士制度；较长时间稳定宽松、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氛围；以及基于上述种种所造成的唐人积极开朗、健康奋发(甚至于是诗化)的人生态度。其次如思想界儒、佛、道三家既相互斗争又多元并存而且互补的状态。再次，发达的中外交通和经济交流带来的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和活跃开放的文化态势，等等。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从不同角度陆续讲到或贯穿于其中，本节就不再展开。本节主要从与文学盛衰关系更为直接的文化环境这个角度，作较为具体深入的分析。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上述种种原因皆有关系，但更为直接的，是得益于有唐一代始终“重文”的大环境，而这个环境的由来，则与王朝统治者所执行的政治策略有关。至于统治者何以要实行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政策，除了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所持的政治——文学观念。

李渊父子以武力从马上得天下，但历史的经验却使他们深深懂得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所以建立政权后非常强调“文治”。李世民就公开宣言：“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应制举前拟作的《策林》中这样说：“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可见“文治”确是唐朝的既定国策。“文治”的内容很广，包括强调政治教化、强调以儒学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同时也体现为任用官员的先文后武。所谓“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那“官职场”的主体和为多数士人所向往的位置，大抵就是文职官僚。而在唐代欲为文官，不要说朝廷各部、省或翰林院、弘文馆等清要之职，就是一般的县令、主簿、县尉之类小官或到各大节镇充任幕僚(如掌书记)，文学不好也是不行的。唐人从在学、科举到出仕、升迁，文学才能始终是能否获得成功、出人头地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并保证了唐人、特别是读书士子对文学的普遍重视和他们较高的文学素养。

唐初由政府委派官员为前此几个朝代编写历史，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梁、陈、齐、周、隋五部史书编成，此后又在太宗亲自过问下编成了《晋书》，并在私修的基础上再加官方审定，完成了《南史》、《北史》。这些史书，大都有《文学传》或《文苑传》，而其序和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人(主要是史家、官方，即主流文化的代表)的文学观念。

这些史书作者的文学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大文学观，或曰泛文学观。他们说到文学，总要从《易经》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起头，把包含礼乐制度、儒家经典、子史著作和各体文章的“人文”，即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物，与自然世界的代名词“天文”相对应，并借以强调“人文”的重要性。他们所谓的“人文”，肯定包括了今人所说的文学作品，但又大大超过今人认可的范围。可以说，直到这时，对于文学的范畴，唐人还不是划得很严格，也就是说，他们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和我们今天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常常把“文”与“文学”混用，而把文学的功能和地位都看得很重、很高。

由魏徵负责的《隋书·文学传序》对文学的性质和功用讲得比较细致具体，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在魏徵们看来，文学的性质是沟通君民上下的工具，其功能则是上面用它来“敷德教”，下头则用它来“达情志”，无论是“经纬天地，作范垂训”；抑或“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文学总是在为政治服务。除此以外，文学还有两个用处，一是发牢骚，一是借以推销自己。这两条也还是离不开政治。发牢骚是因为怀才不遇或政治失意，推销自己主要也是为了寻求政治出路。

在继承前人(如陆机、刘勰、萧统等)文学理论和自己写作实践的基础上，他们也懂得文学与个人“情志”有关，懂得好的文学作品必须以情志和“气”为本、为基石与核心。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说：“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他们也懂得各种文体的区别，令狐德棻等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说：“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还具体指出了适用于各种文体的艺术要求：“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当然，这一切依然必须服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正因为唐人很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所以从政治的需要出发而重视文学和有文学才能的人也就很自然。统治者能够重视文学，实行“以文才取士”的政策，对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以繁荣文学无疑是有利的。

《唐会要》卷六四文学馆条载：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就是当年文学馆的学士，这些人“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州’。”大画家阎立本曾奉命为他们画像，褚亮则为之作赞，那就是后世文人艳羡不已的《十八学士写真图》。同卷弘文馆条又云：“武德四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弘文馆。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对弘文馆的重视一直延至晚唐。

另一个储备和安置文学之士的重要部门是翰林院。据《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唐玄宗开元初年始置翰林院，作为“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文学之士便是其中最重要、人数最多的部分。后来，这些等待录用的艺能之士，便被称为“翰林供奉”，大诗人李白在天宝初年就曾在翰林待诏三年，而终无所获。另有一些“有词艺学识”的朝官，则在翰林院兼职，即所谓“翰林学士”，他们的任务是“以文词共掌诏敕”，也就是“代为王言”。其实，早在唐建国之初，就有一批文官专门“掌内文书”。所谓“内文书”，即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各种文件，也就是制、敕、诏令、册文等。这些都是“王言”，是朝廷大文，既要写得准确贴切，又须富有气势和文采，在唐代这类文书大都是用骈文来写，在用典遣词的雅致华美乃至声调韵律的和谐铿锵方面，均有严格要求。这类文章，本属公文，其性质在于实用，但由于上述种种要求，它又具有了程度不同的美学价值，从而成了文学作品。这是唐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唐人珍视这类应用文章，后人也承认它们是唐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唐以后，像这类文章就很少再被文学史提到了。当时，能够承担并胜任这项工作的，往往获得“大手笔”的荣称。这对文人来说，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唐朝廷对翰林学士十分重视，有不少宰相就是由翰林学士升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唐人对读书士子们文学才能的器重和期待，也一直延续不衰。唐朝廷中另外还有一些以代草王言为主要职责的文官，如中书舍人，或以他官而知制诰，也是朝廷和文人都很看重的职位，而担任这官职的条件，主要也是文学才能。唐代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担任过这些官职，如陆贽、崔群、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李绅、司空图、韩偓等。

唐统治者既然如此重视文学，也就必然会反映到他们所制定的选士制度中去。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都要考试策文，即回答考官提出的有关国务、边防、政教等诸方面的问题。这本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但考官的“问”和考生的“对”除必须着重内容、有观点有策略外，也要求写得有声势，有文采。如贞观元年的考生上官仪用骈文写成的答卷，就是如此。结果，这一年上官仪被录取了，他的试卷作为一篇范文，后来还被收入《文苑英华》之中。有的考官很重视自己拟制的策问，编文集时将其郑重收入(如元结)，有的在考前大量习作策问，后来虽“百不用其一二”，但“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也将其编入文集(如白居易)。现在看来，这类文字确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大约从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0)起，进士科要求加试杂文两首。所谓杂文，指的是箴、铭、论、表和诗赋之类。起初尚未限定文体，到天宝年间，就改为专考诗赋。这些都是文学性更强的体裁，诗赋更纯属文学作品，可见统治者对文学之才是愈益重视了。

除此之外，唐统治者还常常会在惯常的科举考试之外不拘一格、超次拔擢人才。这样，一些文才卓异又勇于自荐的文人，就往往能够脱颖而出。李白以玉真公主的推荐而待诏翰林，想凭文才获得玄宗青睐，本来也不是没有从白衣一变而为卿相的可能。《旧唐书·文苑传》记载了不少人因献文而获官的事迹。如：谢偃本是亡隋旧官，因为“上封事极言得失，太宗称善，引为弘文馆直学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尝为《尘》、《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召见，自制赋序，言‘区宇义安，功德茂盛’，令其为赋。偃奉诏撰成，名为《述圣赋》，赐采数十匹。”又如张昌龄，“贞观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诣阙献颂。太宗召见，试作《息兵诏》草，俄顷而就，太宗甚悦……乃敕于通事舍人里供奉”。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乾封初，诣阙上《宸游东岳颂》。时东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颂》。沛王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杨炯在如意元年也曾献《盂兰盆赋》。又如刘允济，因上《明堂赋》，“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陈子昂在武则天时期也曾一再上书言事，被任为麟台正字。又有许景先，于神龙初，因东都起圣善寺报慈阁，“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杜甫也曾于天宝十载诣阙献“三大礼赋”，玄宗命其待制集贤院。三年后，再献《封西岳赋》，宰相试其文章后，获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在唐代，这样因献文而得官的例子不胜枚举。

除了需要文学之士代草王言、拟制文书外，统治者还需要文人陪游侍宴，随时作出应制应教的诗赋，以增添升平祥和气氛，其实就是让他们以文艺之才帮闲。只要打开《全唐诗》一看，就可找到无数的例子。《奉和圣制南郊礼毕酺宴》(张九龄)、《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采花应制》(宋之问)、《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道家四首奉敕撰》(张说)，就是这样的作品。有时帝王还故意制造竞赛气氛，推波助澜，采用褒奖优胜的办法以扩大影响。如《唐诗纪事》卷十一所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先已赐东方虬，后又夺回改赐诗做得更好的宋之问一事，就非常典型，而且流传广远。这类应制之作，往往缺少真情实感而有逢迎阿谀之嫌，在文学史上向来不被看重。但写作者也须具有相当才能，否则亦难胜任。而且，这在当时是极其荣耀的事，并不是每个朝廷官员都有机会获此殊荣，所以在官场和社会上有很大影响，造成士林中普遍看重文学的风气。

唐代之所以始终存在着有利文学发展的大环境，并不仅仅是统治者和文人墨客们的功劳。唐代是一个全民重视文学、喜爱文学的时代，整个社会生活都带有浓厚的文学气息，甚至可以说诗化了。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乃至僧道妇女，几乎都参与了文学创作，也参与了文学的消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下层社会的百姓，不但对文学、对能文之士有着高度的尊崇和热情，而且以不同方式表现出相当的文学修养。这一切是唐代文学持续繁荣的重要保证。以下略举数例说明之。

唐代文士学子向有漫游以求师访友或读书于山林寺庙以培养声名的风气，他们常常远离家乡，动辄行程千里，有时还跋涉至遥远的边疆，或者隐居于名山大刹，借读于僧寺道观。允许这样做的客观条件起码得有两个，一是国内和平，各地(包括僻远的山区边境)物质供应充足；二是百姓(包括僧道)好客，乐于且有条件接待过往的游子。年轻无名的学子得到热情的接待，而诗名卓著者，自会更受青睐。比如早以风流倜傥闻名天下的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几乎遍于中国，在民间是个广受欢迎的人物，在百姓的口碑中，流传不少有关他的美好传说。其诗集中现存多首反映中下层百姓热诚款待他的作品。《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宿清溪主人》、《赠汪伦》、《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山中与幽人对酌》、《哭宣城善酿纪叟》等诗所记述的，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和他的交谊。这些人之所以对李白那么好，与李白是个值得尊敬的大诗人以及他们喜爱李白的诗歌、倾倒于李白的人格魅力，恐怕不无关系。与李白同为盛唐诗人的高适，有一首题为《别董大》的诗，是赠给艺人董庭兰的。诗曰：“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诗的后两句是对落魄友人的安慰，但其实也反映了诗人自己从切身体会中建立起来的自信——对一个天下知名的诗人来说，确实是走到哪里都不用发愁的。

散文家萧颖士“赋性躁忿浮戾，举无其比”，常常毫无道理地责打仆人杜亮，有人劝杜亮离开萧颖士另择主人，可是杜亮不肯，说：“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唐朝仆人竟爱才至此，文学焉能不发达。《云溪友议》卷下有“江客仁”一条，记述了诗人李涉遇到的一桩奇事。某次，李涉坐船过九江，至皖口忽遇盗拦劫。盗首问：“是何人船?”从者说是李博士船。盗首说：“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需剽他金帛，闻其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涉遂当场写绝句一首为赠，那就是后来题名为《井栏砂宿遇夜客》的诗：“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一个以剽掠为生的强盗，竟然如此爱诗，竟然平素就颇闻诗人的大名，也真够得上一个“雅盗”了。这个故事的下文是，此盗晚年隐居循州，专爱结交文人学子，有个叫李汇征的举子漫游到那里，“冒雨求宿”，得到他的款待，二人“对酒征古今及诗语”，极为欢畅。他们都爱好李涉的作品，一递一首地朗诵，及至《遇夜客》诗，“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诗，因而敛迹……”可见李涉赠诗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难怪这位当年的豪客对李涉怀着终生的感激。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晚唐大诗人李商隐，今人对他的某些诗总是既觉得美，又觉得难解。他早年的《燕台四首》就是如此，不但一般读者很难领会，就是注释家们对其诗意的理解也是朦胧模糊，令人莫衷一是。但是在唐代，一个文化程度不高但很聪颖的少女却似乎只听了一遍朗诵就懂得了，就领略了它的美和价值，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谁人有此?谁人为是?”并且马上就热烈地爱上了这诗的作者。这件事见于李商隐的《柳枝诗序》，颇能说明一般唐人具有怎样的文学素养。

社会全体成员对文学的热爱和较高的文学素养，既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又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良好结果，二者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而这也就构成了唐代文学繁荣的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侧面。

——摘自 李斌城 《唐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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