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及中华元素

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综合的视角出发，东亚地区（东亚大陆、周边半岛、群岛及其围护的半开放内海）构成联系紧密的单元，可联称一个“文化圈”。

一、具有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汉字文化圈

“文化圈”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文化群构成的较为稳定的人文地理区域，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受容区）组成。文化圈可从地理、民族、语文、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加以划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等）从地理视角，称“东亚文化圈”；因其拥有儒学、华化佛教等文化共相，又有“儒学文化圈”、“华化佛教文化圈”之称；而东亚各国曾长期共同使用汉字、汉文，连同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圈”。

汉字起源于先夏，成型于商代，演化传承至今，有长达4000年不曾中断的历史，这是世界诸古文字中的奇迹。

夏代陶器刻画符号，当为文字雏形

汉字古时称“字”、“文字”，元代始称“汉字”。《元史》记述马政的篇目云：

（马）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

将中原人使用的文字与蒙古文、回回文相并列，因系汉人所用，故称“汉字”。

世界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古文字消亡，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香港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

汉字字形演变，然形意文字的本质传承不辍

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源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

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

二、“中华元素”提取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指以中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内藤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在这一过程里，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这就是内藤所谓“文化移动中心说”。

中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作出回应，傅斯年（1896—1950）1933年著《夷夏东西说》，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

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

这是对东亚文化圈要素，也即“中华元素”的提取。

“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合为二字词“元素”，原为化学术语，本义是具有特定质子数（核电荷数）的原子的总称，如非金属元素氧（O）、金属元素铁（Fe），是组成具体自然物——氧化铁（Fe 2 O 3 ）的基本质素。

在现代语用实践中，“元素”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这些基元及基元的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而“文化元素”意谓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决定文化性质的构成要素。

“中华元素”，约指中国文化生成过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会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文化元素，诸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经验理性导引下的思辨与技术、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仰系统、形意文字及其汉字文化等。文化元素并非游离于文化事象之外的神秘存在，它们上达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与民族、民俗、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附丽并体现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文化的纷繁事象和符号之中。

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又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民间风俗文化追求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等。

“中华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元素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如英国元素、印度元素、印第安元素、日本元素等）相比较中得以昭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

三、“汉字文化圈”得名

承袭内藤说，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嶋定生（1919—1988）在所著《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指出，“‘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西嶋在另篇《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中指出，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周边诸国（日本、朝鲜、越南）为册封对象的“册封体制”，从而提出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圈”模型。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概括“东亚世界”诸要素：

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中，汉字文化是中国创造的文字，但汉字不只使用于中国，也传到与其语言有别又还不知使用文字的邻近诸民族……而其他三项，即儒教、律令制、佛教，也都以汉字作为媒介，在这个世界里扩大起来。

西嶋定生虽然对包括汉字在内的东亚共有的文化要素作出概括，却并未拟定“汉字文化圈”之名。此一专名是日本的语言学者20世纪中叶所创。河野六郎（1912—1998）1963年撰《日本语的历史》首用此词，语言学家藤堂明保（1915—1985）1971年系统阐述此词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有光（1906—）、陈原（1918—2004）等中国语言学家采借此一概念。现在“汉字文化圈”已成为通用短语。

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1928—）出版《新汉文化圈》一书。该书所说“汉文化圈”，相当于“汉字文化圈”。汪德迈认为，此一文化圈的特点是：

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

这里着重表述“中华元素”的一种——汉字，指出汉字造就了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区别于印度、伊斯兰和欧洲的文化系统。

1988年，日本语言学家野村雅昭给“汉字文化圈”下定义：

在东亚位置上，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形成过去使用汉字，或现在仍然使用汉字的地域，总称为“汉字文化圈”。

以汉字这一东亚地区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可称之“中华元素”）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它是世界上具备原创性和强劲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四、古代汉字文化传播的基本走势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在中国境内及境外传播的结果。

栖息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族及后来广布东亚大陆的汉族创造了汉字，形成强势的文字源地，在周边诸族诸国尚未制作文字之际，输出汉字及汉字文化，汉字便从汉族文字发展为众族共享、多国采用的文字。

汉字在东亚大陆即今之中国境内的传播，路向有二：向南和西南，诸少数民族先是借用汉字，进而仿效汉字以制造本族文字（如苗文、彝文、壮文等）；向北，传至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党项羌人建立的大夏，这三个政权均借鉴汉字部首偏旁及方块字字形，制作各自的文字——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以记述本族语言。然以上仿汉字的诸族文字使用两百年左右，因政权湮灭而未能传承袭用下来，辨析其字义成为“绝学”。

东亚大陆南北东西诸地，语言差异甚大，然通用统一的汉字，此即所谓“书同文”，这是中国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

汉字在中国境外传播，路向有三：南至越南，北至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这些国度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输入，使其迈入文明门槛，获得历史性跃进。但使用汉字也在这些国家留下一大问题：文字与语言错位，于是引出长时期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越南在19世纪末，法国殖民当局推行拉丁化文字，废止汉字和喃字，越南退出汉字文化圈。朝鲜在15世纪创制谚文，与汉字并用，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韩国先后废止汉字，使用音位文字谚文，退出汉字文化圈。日本经历了从全用汉字到汉字与假名并用的变化，至今仍保留在汉字文化圈内。东南亚城邦国家新加坡1965年独立，实行华文与英文并行的教育制度，是现代加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度。

两三千年间，汉字文化的境内传播与境外传播，形成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这是一个富于弹性的、充满生机的人文地理区域。

五、中国—日本文字缘

两千余年来，中日汉字文化不断发生互动，对两国历史的进展有着深远影响。日本通过汉字、汉文大量吸纳中国文化（从稻作、养蚕、冶铁等生产技艺到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而且，这种自古代传入日本的汉字文化至今仍在日本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保留着影响。

构成日语的词汇包括和语词与汉语词，前者多虚词，后者多实词；前者多生活用词，后者多学术用词。这是因为日本长期深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式律令熏陶，精神文化的核心概念多典出汉籍，这种影响延及近现代，在翻译西方学术概念时，多借用中国古典词（如革命、共和、社会等），或按汉字构词法创制新的汉字词（如哲学、美学、宗教等）。今之日本中央政府的一级部门称“省”（文部科学省、通产省等），沿袭中国唐代三省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之称。幕府末期、明治间最时髦的词语“文明开化”亦来自中国古典：“文明”典出《尚书·舜典》“睿哲文明 ”，“开化”典出顾恺之《定命论》“夫建极开化 ，树声殆则”。此类用例，不胜枚举。时至“脱亚入欧”说盛行时期，日语中汉字词却大有增长，“上位语”中汉字词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由江户时代的二成，增至昭和时代的五成、六成）。这是因为汉字词准确且稳定，宜于表述复杂、深刻的意义。

日本创制的汉字词，近代以来又反馈中国，诸如哲学、美术、干部、社会主义等日制汉字词已成为中国常用词。拙著《新语探源》“第五章日源汉字新语”有详论，此不赘述。

自1995年始，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主持，募集年度汉字（反映当年特征），每年末在京都清水寺（世界文化遗产）由贯主森清范书写，成为惯例。截至2013年，历年的“年度汉字”如下：

1995　震（阪神大地震）

1996　食（食物中毒）

1997　倒（山一证券大倒产）

1998　毒（多起食品中毒事件）

1999　末（世纪末）

2000　金（奥运会日本选手获金牌最多的一次）

2001　战（美国同时多发战争）

2002　归（被绑架者归国）

2003　虎（日本自卫队派往伊拉克，被认为“脚踏虎尾”）

2004　灾（新潟地震，23号台风）

2005　爱（爱知县举办“爱地球”世界博览会）

2006　命（校园自杀、暴力频发，强调珍惜生命）

2007　伪（多起知名食品公司作假）

2008　变（首相短期换人）

2009　新（民主党取代自民党组建新政权）

2010　岛（日韩间岛屿争夺）

2011　绊（表示人与人之间无法切断的联系）

2012　金（金价暴涨，另一含义是日本在伦敦奥运会上获金牌较多）

2013　轮（该年东京获奥运会主办权，奥运“五环旗”日本称“五轮旗”）

六、汉字文化的发展前景

世界绝大多数文字都从“象形”走向“表音”，拼音文字为其归宿，唯独汉字未如其他古文字那样被拼音文字取代，而是另立一格，其构造建立在标识原理上，形体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成为形、音、义统一的表意形声文字。

汉字有单字多，难记、难写等弱点，近代曾被视为落后的文字，应被拼音文字取代。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前岛密（1835—1919）1866年上书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力主废止汉字。中国清末劳乃宣（1843—1921）、王照（1859—1933）等也有类似意见，五四时期钱玄同（1887—1939）有以罗马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议论。然而，现代文明的推进，愈益显示出汉字的优长，诸如——

（1）单字造词力强，任何新概念，汉字都可以造出简练、传神的词语，如电脑、激光之类。

（2）信息贮存量大，故联合国五种文字文本，以汉字文本最薄。

（3）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长期、稳定地贮藏信息。其记音能力虽不及拼音文字，但载意能力则在拼音文字之上。

（4）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为汉字在打字、排版及计算机输入、储存方面的困难烦恼，而现在已成功创造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中文信息研究会名誉会长钱伟长1993年10月26日在“汉字文化周”开幕式上宣布：“汉字在计算机上输入的速度，每分钟已达六百至六百五十字，这是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现代高科技揭示出汉字潜藏的巨大优势。

（5）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汉字在启发人的形象思维及逻辑思维方面颇有独到功力。中国人、日本人在学术领域能力较强，与使用汉字有一定关系。

总之，今日人们不再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把汉字看作历史僵尸，而视其为一种“智能文字”。汉字文化是东亚各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重要工具。汉字及汉字文化当然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然其前景是光明的、不可限量的。

——摘自冯天瑜 《中国文化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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