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人到秦汉方士航渡美洲说的由来及有关讨论

商代是中国具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的开端，“殷人航渡美洲说”在最先却是没有任何中文文献依据的假说，秦汉时期方士航渡美洲说也建立在《山海经》等真伪难辨的古籍基础之上。在缺乏确凿可信的中文记载的情况下，有关的中外研究便努力从美洲考古发现或其他海外史料中寻求证据，填补中文文献空白或与疑信参半的中文古籍相印证，做出仍为中外主流学者所质疑的大胆结论。但是，关于这一时期华人航渡美洲的学术争论也有重要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资料被发掘出来，证明古代中国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相似性，甚至有相互联系的可能性。

商、周易代之际大批殷人渡海逃亡美洲的说法据称最早由英国在华传教士梅德赫斯特（W.H. Medhurst）于1846年在翻译《尚书》时提出。在中国上古史领域，特别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曾对这种说法表示过支持。[11]但在1940年陈志良发表上述《中国人最先移殖美洲说》一文之后，仅有少数学者如卫聚贤在他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使用美洲发现的文字、文物等资料对“殷人航渡美洲说”做了内容丰富但粗疏不羁的考证。这一缺乏中文史料根据的观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因美洲新的考古发现而日益引起学者的注意。

1973年和197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海底先后发现了一些人工石器，其中有的是中间穿孔的大而圆的石头。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教授莫里亚蒂及其助手皮尔逊在1980年发表了《石锚：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亚洲沉船》一文，认为这些穿孔石头不产自加州本地，“可能是来自中国航海器具”。中国航运史专家房仲甫很快声称这一发现是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推论这些“石锚”是三千年前被周人打败的殷人航渡到美洲的遗物。

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教授弗兰克·弗洛斯特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该校地质系在1980年的测定表明这些所谓“亚洲石锚”的岩料是加州南部海岸常见的。所以，这些人工石器可能是当地人制造的，而且其数量既多（约二十件），在海底分布亦广（约一英里多），排除了它们是来自亚洲沉船的猜测。国内学者罗荣渠、张虎生、张箭等也在此前后对房仲甫的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从加州“石锚”的问题开始，提倡与否定殷人航渡美洲的学术讨论在1980年前后展开，并在19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五百周年前后进入高潮。1983年房仲甫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一文，指出墨西哥文明在七个方面具有明显商代文化特征：土墩、雕像、饕餮纹、祖石、虎神崇拜、四合院式的建筑，特别是与甲骨文相同的文字。该文的一些资料曾经为上述陈志良在1940年发表的文章及卫聚贤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所使用，其所引用的墨西哥考古发现“不是有组织进行挖掘的，因之失却层位的依据”。在美国学术界，保罗·萧也使用太平洋两岸的考古发现成果，在1983年出版《古代美洲文化的起源》一书，通过比较商周与奥尔梅克等美洲文化中相似的文物来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基于同样的研究方法，房仲甫等学者以商朝与美洲古代文明在文化、文物，特别是文字上的相似之处来强调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

房仲甫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曾得到其他学者文章的呼应和支持，但张箭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却就其史料和方法提出系统的批评。该文指出房氏所列近似商代文化的七种印第安文明特征都是似是而非的现象。古代印第安人在思想、宗教甚至词语方面的某些特征与古代中国以及古代埃及、印度、希腊等地均有相似之处，而美洲发现的“中国文物”及其所带有的汉字如果没有出土地层证据和科学鉴定，都难以确定为殷人或哥伦布以前的华人带往太平洋彼岸的遗物。印第安人与华人相似的习俗、传说，甚至于体格特征可能远在商代形成之前就由同是蒙古人种的原始人经过白令海峡带入美洲。各民族在其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可能独立创制相同或相似的原始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美洲发现的某些陶器铭文也可以断定不是中国商代的甲骨文或西周的金文。因此，以商代与美洲文明的相似来论证“殷人航渡美洲说”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错误。

关于殷人航渡美洲的争论还涉及商代航海能力以及殷人航渡美洲的路线等问题。房仲甫提出商代已有稳定性强而载重量大的木板船，行船动力已有风帆，并有掌握航向的舵桨及使用天文星象导航的知识和原始天文仪器等，因此三千多年前殷商遗民渡海逃亡到美洲是可能的。他还推测殷人或者穿过了白令海峡，或者选择了从山东半岛出发东航，借助日本与琉球之间的顺适海流，再沿阿留申群岛之南的太平洋海域到达北美，并最终驶抵墨西哥。但是，张虎生、张箭等学者通过对商代甲骨文及先秦古文献的研究指出殷人根本不具备跨越太平洋的造船能力、远航设备和航海技术水平。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大批殷人逃亡海上，其中少数幸运的船只可能顺海流漂泊到美洲的偶然性。

在19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之际，王大有、宋宝忠、王双有和欧阳明在1992年以韶华等笔名出版了《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王大有等人仍旧沿用了张箭上述文章曾经批评过的研究方法，以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图腾、徽铭之类文物及文字、传说等资料证明他们是从黄帝到殷商时代华人在美洲的后代。“该书这些传奇般的论述着实令人惊诧……”但其中关于“殷人航渡美洲”的讨论在内容上有重要发展，并影响了后来的有关出版物。

王大有等在《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中声称1908年墨西哥革命时三百一十一名华侨被杀后，清末外交家欧阳庚奉命在1910年前往办理索赔专案，但当地受害的殷福布族（Infubu）“殷地安”［印第安］人也自称为三千年前来到此地的殷商后裔，请求保护索赔。据该书作者称，欧阳庚及其子欧阳明后来就此“苦研八十年，将成果传承我等，揭此殷人东渡之谜”，欧阳明并是该书的署名作者之一。此书也主要使用欧阳父子所收集的“殷地安”人传说，建构了三千年前二十五万殷商军民和东夷百姓分作二十五部族，五路同时行动，形成艨艟帆舰队和涕竹舟船队的混合编队，“从安徽［？］、山东两地放粮入海”，分流合进，实现到达美洲的历史传奇。

《中华祖先拓荒美洲》通过使用欧阳明提供的“殷地安”人传说大大丰富了“殷人航渡美洲说”的细节，但是，该书将1909年7月担任加拿大温哥华第二任领事的欧阳庚误记为在1884年就开始任职的首任领事（该地中国领事馆在1909年1月才设立），将1911年墨西哥革命时三百余名华侨被害的时间误记为1908年，并将欧阳庚为此专案出使墨西哥的时间误记为1910年。如果欧阳明提供了这些关于其父的错误信息，该书的主要口述史料来源便值得怀疑，其作者使用“殷地安”人传说所构建的“殷人航渡美洲”传奇也需要重新验证。这些错误的记载与传奇式历史在后来的出版物中曾被反复传抄，但只有对上述珍贵的口述资料进行验证和补充才会真正推动有关研究的进步。

《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对于“殷人航渡美洲说”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其作者宣称他们已经在美洲最为古老的奥尔梅克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与商代甲骨文类似的文字及其所记载的殷王室历史。奥尔梅克文化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或者商朝亡国前后兴起于墨西哥海湾沿岸的美洲古代文明，考古学家在其主要文化遗址之一的拉文塔曾发现十六尊约七八寸高的玉石雕像和六块玉圭。王大有等自称已经释读出其中四块玉圭上近似商代甲骨文的铭文，均为商代王室祖先神主牌位。尽管该书也列举了其他一些印第安文物中发现的单个不成文句的“中国文字”，上述玉圭铭刻的释读应该是“殷人航渡美洲说”的铁证。但是，即使该书作者也承认这些玉圭文字“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从作者临摹的四块玉圭铭刻来看，似乎是远比甲骨文落后的原始画符。如果殷人确曾携带其文明“航渡美洲”，其文字水平不进反退的原因尚需专家做出完满的解释。

许辉在2006年以英文出版的《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一书及其此前用中文发表的有关论文也使用商代文化与奥尔梅克文明在陶器、玉器之类文物和宗教崇拜、文字符号的相似，加上近年来对华人和印第安人遗传基因的测试来支持“殷人航渡美洲说”。不过，其中最为关键的证据仍然是王大有等人对上述玉圭铭刻的释读。许辉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古文字专家陈汉平、范毓周及考古学家温玉成等专家的支持。范毓周根据玉圭图符的释读，并对照十六个玉石雕像的排列位置，推测它们可能代表商朝王室的一位始祖、盘庚迁殷后的十二位商王以及殷人航渡美洲后的三代祖先首领。研究奥尔梅克文化的权威美国学者迈克尔·科却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根本没有文字，拉文塔六片玉圭上的符号实际上构成一个完整图形，不能分开来解读。因此，就王大有、许辉和范毓周对玉圭铭刻释读的进一步验证将是推动“殷人航渡美洲说”研究的另一关键问题。

当然，许辉等人的研究也曾在美洲受到赞许甚至呼应。美国业余历史学家约翰·拉斯坎普在2013年自费出版的《亚洲回响》一书中使用了五十三个在美洲各地发现的岩刻象形画符与商代甲骨文字对照，试图证明“殷人航渡美洲说”。但是，该书所列的所谓岩刻文字似乎比上述玉圭铭刻更为粗拙原始。因此，“殷人航渡美洲说”的支持者需要说明为何这些殷人及其后代不仅在文字书写水平上退归原始，而且在书写工具方面也不再沿用易于刻写的龟甲和兽骨，反而弃易求难，刻画于岩石，仅仅留下了少量的图画或符号。

“殷人东渡美洲说”作为一种假说，“论据仍然不够充分，尤其缺乏文字方面的确切依据”。这种情形迫使一些学者转向《山海经》等不尽可靠的古代典籍，并使用同样的研究办法从美洲大陆寻求支持的证据。在前述朱谦之于1941年出版的《扶桑国考证》一书中，他曾批评欧洲汉学家使用先秦《山海经》之类野史传奇及汉代方士假托东方朔所撰《海内十洲记》等“荒诞不经之书”所作的研究。但他所信服的汉学家文宁在1885年出版的《无名的哥伦布》一书已经使用《山海经》进行研究，并指出其中《东山经》部分的记载可以被证实。正是受此启发，美国业余历史学者亨莉埃特·默茨（HenrietteMertz）在其研究的基础上于1953年自费出版了《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她对比《山海经》的部分记载与北美地理，声称该书内容基本上准确可靠，证明至少公元前2200多年前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测绘。在此书影响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中文出版物便纷纷以《山海经》为信史，用以证明黄帝时代之后华人[37]或至少商周之际殷人已经到达美洲。

但是，直到21世纪初年，中国研究《山海经》的专家还在争论该书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是否仅仅包括云南一省或中国全境，还是涵盖亚洲或整个世界，可见其恣肆考张的描写难以用来确指特定的空间范围。美国的一位传教士亨顿·M.哈里斯于1972年在韩国发现一幅名为《天下图》的古地图，他便推测该图源自《山海经》原来所附但已遗失的地图，并可以用来证明华人在公元前2250年前后已经到达美洲。当然，使用这幅韩国流传的地图来证明《山海经》中关于美洲记载的前提是专家对于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研究。

鞠德源在2003年出版《中国先民海外大探险之谜》一书，进一步搜求海外资料来证明《山海经》《海内十洲记》以及东晋（前秦）时期的志怪小说《拾遗名山记》的记载正确，宣称从战国时代到秦皇汉武时代的方士集团在哥伦布“一千七百年或一千五百年以前就已经遍访了整个亚洲地域和美洲大陆”。但该书的证据仅仅是用海外的自然地理、风物土产、考古发现等资料来印证上述可疑史料中的只言片语。类似的出版物也声称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于海外，其真正目的并非求取仙药，而是开辟通往新大陆的航线。汉武帝派遣方士在海上寻求仙药的活动也在没有充分史料根据的情况下被解释为航海探险。

实际上，著名史学家梁嘉彬早在1960年的一篇短文中就推测《海内十洲记》中所记“生洲”的方位和物产、土俗似乎表明该地“可能已在北美洲的西海岸了”。他还指出研究“中华民族的海外发展，必须多多求之于道家和阴阳家的著作，不可任意评为无史料价值”。当然，此类史料仍然需要仔细考证，去伪存真，并与更为可靠的资料参照使用。

总之，由于缺乏确凿文献记载，从殷人到秦汉方士航渡美洲的种种说法仍然难以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有关的研究在运用印第安人口述史料、寻求奥尔梅克文字记载以及探索《山海经》等长期受到忽视的资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参与上述研究的学者从正反两面讨论了从殷商到秦汉时代华人到达美洲的多种可能性，并对古代中国和美洲文明的相似性做出了有益探索。其中部分学者后来也介入并影响了关于秦汉以后，特别是郑和时期华人航海活动的研究。

——摘自陈忠平 《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

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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