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讲读——导读（下）
四
综观《老子》八十一章，其自然观就是人学的形上显现，而其人学精神，显然经历了由虚静之理想到愤世之批判再返归于真朴之境界的演进心迹。钱大昕《老子新解序》云：“周之敝在文胜，文胜者当以质救之。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清净自正，复归于朴，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救衰周之敝”一语，可以直逼老子自然人性论的本质。
老子的自然人性论，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理想的层面，就是他说的“归根曰静”，表现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老子提出了以恬淡寡欲、清净质朴，一任自然为主旨的养生之道。如书中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虚”、“静”二字，是老子人生观中最切实而又最玄远的意象，是通过自然态的描摹表现出的旷达襟抱。就现实而言，老子主张“虚其心”在于戟指躁动不安的社会，是面对世衰道微之征，陵夷变动之象，百家争锋之际，独取“虚而不屈”的人生功用和“归根曰静”的自然理想，其中内涵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就理想而言，老子提倡的“虚静”，是欲以“涤除玄鉴”的直观方法，以达“无我”之境，所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其目的是让心境保持如大自然般原本空明的状态，不受外物的扰动，让生命回归其本源。同时，他的“虚静”的人生并非消极等待，而是以静制动，用积极的精神同化自然。因为保存生命，避免大患，应效法天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圣人“外其身”，不特意关注生命，反而“身存”，很好的保全与护养生命。“外其身”、“无私”，是方法与手段，而“成其私”则是目的与效果。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七十八章）他说的贵柔弱是手段，而攻坚强才是所期望的效果。《吕氏春秋·不二》曾以一字论诸子，即“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即田骈）贵齐，阳生（即杨朱）贵己”等，其以一“柔”字明老学，内涵的就是“柔弱胜刚强”之义。因此，老子对待人生主张“虚静”，是一种以静制动的策略，“虚静”的背后，隐藏着刚大自主的人格。
二是现实的层面，就是“圣人不仁”，揭示了一种愤世的人生观。《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其中之“人之道”，正是老子所处衰周之世的写照。其时诸侯争霸、弱肉强食，其祸酷烈，故老子愤斥“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而提倡“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时各国统治者增加田赋，民不聊生，故老子痛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现实，而提倡“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三十二章）的自然美德。其时诸侯变更兵制，扩军备战，而生灵涂炭，故老子认为兵戈非吉祥之物，非君子之器，而予以拒斥。不过，通观《老子》一书，老子批判现实，并不拘泥于具体事件，而是提升于与社会现象抗争的“玄同”人生。在《老子》中，凡一切不符合自然之“道”的东西，都是他批判的对象。例如否定权威，所谓“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第四十二章），以揭露居高位者的欺世自尊。庄子说的“至仁无亲”（《庚桑楚》）、“大仁不仁”（《齐物论》），亦内含有老子式的愤世隐情。又如否定智慧，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第十八章），这也是源于愤世人生观的。考察老子的反智思想，一则出自对社会秩序毁坏，即“大道废”的忧患，一则出自对当时士人拾掇败坏之礼，抱残守缺的嘲讽。因此，老子倡导“愚人之心”，也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道理。再如否定声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悦“目”之“五色”至于“盲”，悦“耳”之“五音”至于“聋”，悦“口”之“五味”至于“爽”（败），强“身”之“田猎”至于“心发狂”，可供玩赏的“难得之货”至于“行妨”，是老子否定中包含的疑问。解此疑问，可由两端：其一，老子以去奢泰、存俭朴为思想主旨，故其论非咎五音、五色，而是对纵情声色以至陷入目盲耳聋境地和驰骋田猎、贪冒货贿以至丧心病狂的揭露、批判。其二，老子赞扬阔大、平淡的“玄德”之美，这种美是通过虚静的人生参融而来，并显示出内在的“自我”意义。
三是归复的层面，就是“返璞归真”，表现出与现实抗争后对人生真谛的追求。如《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又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又如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其对“婴儿”、“赤子”、“朴”的礼赞，均是其“归真返璞”理想的映示。老子的人生哲学，并非仅仅出于学理上的探讨，他谈道说德的背后，是强烈的用世之心，对周王室衰败的深刻反思，这既是老子愤世人生观的产生的原因，也是他真朴人生观的由来。如果说老子虚静人生观是以自然规范人生，并遭到现实社会的否定，从而激发起愤世人生，那么，真朴人生则是老子对现实的否定之否定。真朴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称之为“玄同”：“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老子》五十六章）如何才能达到真朴的人生？老子从修身之道与处世之道两方面入手，主张“见素抱朴”，“致虚守静”：为人要“虚怀若谷”“柔弱不争”，“与人为善”，做到“功遂身退”。老子的一整套修炼之功表明，他提倡“自然”，并非任其自然，并不排斥心灵的制约与人生修炼，而是针对现实浮躁的批判，是精神的复归。
在先秦诸子的人生哲学中，儒家以“善”为最高的伦理道德价值，墨家以“义”为最高社会人生价值，道家不同，以自然之“真”为人生之终极价值。《老子》中的“真”，虽出于自然，却不等于自然，而是在自然与现实的矛盾中通过心灵的搏击和观照体悟自然，是人化的自然。
五
一部著作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一部经典的解读意义，不仅在于其学术性、思想性，而且还应该关注其“文之所以为文”的“文章”学价值。《易·乾·文言》载：“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论语·宪问》载：“子曰：为命（辞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说明经典的意义，往往是通过“圣人之情见乎辞”而体现的。《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其对文章学的价值同样不可轻忽，这也是我们解读的重要范畴。
德国学者马丁·布伯在《道教》中论述《老子》时这样写道：“老子之言绝非我们称之为言语的那种东西，而是如同轻风掠过海面时，取之不尽的海水所发出的澎湃声。”这是就老子表达思想时的那种超越一般语言的艺术张力而论，可以说是老子艺术风格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所说的：“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这显然讲的是《老子》的语言修辞之美。而作为“美文”的《老子》，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角度加以评论或赏析，倘若撮其精而言其要，则有以下几点是品读时宜为重视的。
一是“尚简”的语言品质。
我们阅读《老子》文本，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以最简括的语言表达极深邃之思想。一部《老子》仅五千言，却包络天地，统摄人生，每一章节均有对天地自然的解释，又有对社会人生的剖析，语言极为凝炼，尝有一语破的之功。也正因如此，出自《老子》的许多词语具有永恒的力量，而被后人反复使用。诸如“玄之又玄”、“功成不居”、“难得之货”、“和光同尘”、“天长地久”、“上善若水”、“金玉满堂”、“宠辱若惊”、“涣然若释”、“出生入死”、“根深蒂固”、“报怨以德”、“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知止不殆”、“大器晚成”、“信言不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其中有的一章仅数十言，竟有多条成语存活于后人的创作中。如《老子》第九章的“金玉满堂”、“功成身退”，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仅耳熟能详，而且生机勃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林纾《文微》论周秦文说“《老子》之文缩而括”，十分精到。清人方濬颐撰《读老子》一文，以《老子》的尚简之法为医治文病的良药：“《道德》五千言，简之又简，炼之又炼。他人千百语所不能了，彼以一二语了之，若赞若倡，开后学无限法门。袭其辞，不师其意，可以医文家繁冗拖沓、沉闷滞晦之病，真所谓特健药也。”清代桐城派文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倡导“文尚简”，是发扬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大优良传统，而“缩而括”的《老子》之文，惜墨如金，却言简意赅，正是“尚简”的典范，这也是我们读《老子》最应珍惜而发扬光大的地方。
二是“贵势”的修辞手法。
老子虽然倡导“阴柔”，所以易给人以其文主“阴柔之媚”的假象，其实品读《老子》，一种壮势美始终充溢于笔墨之间。老子文章的贵势，一方面在于其“缩而括”的议论带来的强大的张力，而另一方面就是缘于他擅长使用的骋气壮势的修辞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比喻、对偶、连琐、排比、重叠。《老子》中的比喻，擅长“博喻”与“虚喻”。如第十五章描写“善士”的形象“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即以虚喻扩其空间，以博喻骋其气势。《老子》中对偶句较多，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六十三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等，或言自然，或论人事，均以对偶之法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强力与震撼。而其对偶配以连琐，又是老子修辞艺术“贵势”的另一法宝。《老子》中的连琐句式很多，其中如“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等，文势连贯而下，语意环环相扣，可谓纵横雄肆。而在诸子中，《老子》使用排比句式也最为频繁，其中很多章节全由排句构成。其排比方法也不拘一格，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是正反对照的排比；“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则是上下对照的排比。而其他多物象、多事例的综合性排比，在《老子》中也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重叠（复辞与叠字）也是《老子》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法，而且运用得颇有特色。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以叠字而复意，明义尤深。再如第二十章的“众人熙熙”、“众人皆有余”、“俗人昭昭”、“俗人察察”与“我”之不同形象的复辞重叠，描写两种情怀，塑造两种人格，对比之中，更见其腾挪跌宕之势。《老子》文章“贵势”的修辞法还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与他“无为”思想相应的否定词语的大量使用。诸如“不言”、“不恃”、“弗居”、“不有”、“不宰”、“无欲”、“无知”、“无身”、“不欲盈”、“不自生”、“不敢为”、“不自贤”、“不欲见贤”、“不责于人”等，皆以“反”见“正”，使其文笔更为雄健而有力度。
三是“诗化”的散文风格。
关于《老子》五千言是否是“哲理诗”，论者或有不同意见（详见许结、许永璋《老子诗学宇宙》，黄山书社1992年版），但认为《老子》散文有“诗化”特征，这大概是从文章学讨论《老子》的共识。考察《老子》的“诗化”，固然有多重原因，或从文化的视野作考察，如章沧授说的“百家争鸣的产物”、“乡土文学的熏陶”（参见《先秦诸子散文艺术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或从与《诗经》用韵关系加以分析，如刘笑敢《老子古今》中分别有“《老子》与《诗经》、《楚辞》”、“《老子》与《诗经》：典型一例”、“《老子》是口头文学吗”、“《老子》与《诗经》：虚字脚”、“《老子》与诗经：顶真”诸条，均论及这一点。概括地说，《老子》的“诗化”，除了其语言风格（如语言简练、句式整齐），更重要的在于“用韵”和“意趣”。有关《老子》的“用韵”严密，前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老子》原本如此，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切响第十三》说，《老子》“断非有意于用韵者也，而读其所作，谓非用韵而不可也。盖冲口而出，自为宫商”。另一种说法是传抄改造而成，如阮元《文言说》谓：“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如果就传世文本而言，《老子》与其他诸子相比，确实用韵缜密，最为特殊（参见《老子诗学宇宙》中“《老子》韵格一览表”）。就“意趣”而言，《老子》书中常常以“形象”解“理义”（如善士、婴儿），以“抒情”加“夸饰”（如“愚人之心”、“赤子”），加上用意“含蓄”而“模糊”（如希、夷、微，恍惚之“道”）、“疏简”而“跳跃”（如“有无相生”、“道生一……人之所恶”），常常“文词似若不接”（蒋锡昌《老子校诂》），这些都增加了《老子》的非逻辑化的“诗化”特征。
四是“玄远”的艺术趣味。
湛方生《诸人共讲老子诗》云：“涤除非玄风，垢心焉能歇。大矣五千鸣，特为道丧设。鉴之诚水镜，尘秽皆朗彻。”《老子》虽然是说理之文，以议论见长，但因其对“道”的理解，对宇宙与人生形象的关注，以及用直觉的认知方式辨识事理，于自然天籁中感悟人生的妙趣，其中“玄远”之意，却给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带来了取之不尽的精妙趣味。所谓“柱下玄远”（王守谦《古今文评》），值得重视。从《老子》文本中的“玄远”义理来看其对中国艺术思想的影响，我想有三方面最值得关注：其一，《老子》对自然之大美、人格之纯美的礼赞，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关于自然美与本色美的源头之一，具有中国艺术文化的本体性质。其二，《老子》中关于超现象界“有”、“无”的探讨，呈示出的虚静心态、直觉方式与虚实之美，是对“道”的省察而达到的境界，这也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结构（虚实、形神）与审美意境（神化、高妙）的一种雏形，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古代艺术思想由结构的匀美而升达意境之神妙这一整体形态的形成。其三，《老子》思想中表现出两种不甚协调的心理情态：一是贵柔精神，一是拙大之美。而这两者的统合，恰恰喻指了古典艺术审美中一对常见的矛盾统一的鉴赏趣味。略述三点，仅为举隅之见，其中丰富的内涵与趣味，容当以历史的视野去品读《老子》，或许有更多的斩获。
六
最后还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是道家学术有着比较复杂的文化渊源，《汉书·艺文志》列述“三派”计“三十七家”，虽然后世学者多奉“老、庄”为一系，但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所以我主张研读《老子》不能先入为主地覆盖以道家的学说，而应从《老子》文本探寻其“自性”，再观照其对道家思想建构的贡献。
第二点是《老子》各种版本汗牛充栋，本书原文以王弼注本为底本，参照众家加以考订、注释。由于“帛书本”与“简本”的出现，重“帛”、“简”而轻“传世本”颇成风尚。我认为，出土文献如“帛”、“简”本，以时间较前的优势对《老子》的校勘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如果奉之为最好或最佳的本子，亦恐不妥，因为残简断帛，排序考订尚有争议，且此类多为传抄、删节本子，甚至是“俗本”，童蒙课艺，改写讹误，亦不乏可能。相对而言，传世本（如王弼注本）经千百年之洗炼，素为历代治《老》学者尊奉，作为动态的老学历史成就，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我虽读《老》多年，心得甚少，且此书成于仓促，其中讹文谬见，有待广大师生匡正。在成书过程中，我的博士生黄卓颖帮助寻访部分材料，校对文字，特为说明。而是书之成，特别要感谢多年老友、“丛书”主编胡晓明教授的学术信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利群、姜汉椿、庞坚先生对本书写作的关心、敦促、帮助与审改，在此亦深表谢意。
——许结《老子讲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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