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皓晖，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秦文明研究院院长。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强势生存》《大争之世：战国》。
对早期中国与古希腊进行比较，可以揭示一些基本的文明差异。
从生成国家的时间上说，中国的夏王国建立的时间，与古希腊城邦联盟形成的时间，大体接近。中国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希腊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第一时期生成的国家实体形式上说，古希腊与同期中国也相对接近，大体都是当时世界的“邦联国家”。虽然，中国周代已经发展为成熟严密的联邦统一国家，但也与“邦联”具有接近性，并不是本质性差别。这些，都是相同之处。
但是，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这两个早期的邦联国家文明，在客观基础、内在构成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搞清楚了这些具有历史基础意义的差异，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所处的爱琴海区域，半岛不多，岛屿林立，多达400多个。城堡相望，则难以计数。这种自成小单元的岛屿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地域人群的基本生存状态——每个岛屿地域狭小相互隔离，每个岛内又多山地而使村庄（城邦）相互隔离，从而形成无数个“群星”式的生存小单元。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多水、多岛、多山、多城邦的星散居住，是非常险恶的一种生存环境。如此条件下，人非强悍不能生存，族非强悍必遭毁灭，不毁于人祸，亦毁于天灾。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人群特质，是古希腊文明的先天基础，对古希腊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国家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古希腊邦联的“贵族民主制”，正是在这样的岛屿列布的地理环境下，在这样的氏族林立而相互难以征服的社会条件下，由氏族领袖“共同协商”而产生的一种保障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性质的国家文明。就国家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践而言，古希腊邦联在实质上只是一个特定的文明区域圈，而不是明确的国家实体。在近现代以来的文明史著作中，只要涉及古希腊邦联国家如何如何，顿时便没有了“素材”；但若涉及具体的城邦国家，则顿时颇具丰富性。显然，克里特如何，迈锡尼如何，雅典如何，马其顿如何等等，是更具体、更具有历史内涵的。如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之后，西方史学家将受到希腊文明影响的国家称为“希腊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后来的历史认定，而不是当时的历史实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邦联国家文明，其具体的权力形式与国家机器等，是很模糊的——虽然，我们很难说它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元素，但是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将它视作一种“虚拟国家”。
就生存地域说，早期中国地处大陆，边地临海，兼具某种程度的海洋环境。当然，海洋环境在早期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中，尚不是基本方面。早期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的基本面，主要还是大陆的大河流域。具体地说，早期中国族群所处的地域，多峻坂（丘陵高地）高山，多大河湖泊，多平原盆地，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与辽阔性，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的岛屿环境。
因为地处广阔的大陆，纵然是山川河流阻隔，也无法阻挡各族群因寻觅新的生存空间而引发的流动迁徙，无法阻挡他们对生存地域的大规模地无序争夺。在辽阔的生存地域中，中国族群在前国家时代（按照传说历史，主要是神农氏时期与黄帝时期），曾经经历了严酷而长期的无序争夺，对无序生存的危害性有着深切的体察。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流动迁徙，大规模的生存空间争夺，也带来了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那就是各个族群间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融合与交流。
一个典型的故事，治水领袖大禹族群当时的居住地域，是今日河南省的嵩山地区。可是，大禹却娶了今日江淮地区的“涂山氏”女子——女娲为妻（不是远古神性女娲氏），相距千余里之遥。正是这个女娲，为大禹生下了一个成为强势后继者的儿子——启。可见，当时中国族群的通婚范围，已经非常广泛了。
另一则著名事例，商王国的创建者——商人族群，在1000余年的时间里有过13次大规模的迁徙，范围遍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此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可见，当时中国大陆的族群流动规模何等之大。而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迁徙，如此大规模的相互战争，带来的各族群之间的普遍深入的交流与融合，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这种具有大规模融合效用的生存竞争活动，是早期中国的历史特质。正是具有如此历史特质的生存竞争环境，产生了早期中国族群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治水的历史壮举。其后，历经治水时代的严酷整合，才锤炼出了具有深厚基础与严整体系的国家文明。
基于如此的地域环境、如此历史特质的生存竞争，中国族群对无序争夺的灾难认知感、对文明共同性的认知感，都远远高于古希腊族群。应该说，在当时严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活动方式与生存方式之共同准则的强烈认可，大大增强了早期中国族群紧密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了早期中国族群的生存能力、聚合能力与竞争能力。为此，早期中国才能在广阔的地域内相对彻底地摆脱无序争夺状态，形成了根基坚实、秩序井然的国家文明，有效地保持了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变与提升。
古中国与古希腊，都有众多的氏族、部族，都是族群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王国，其地域内都有众多的黄种人族群。虽然，他们也有部族、氏族的不同，其居住环境与生存方式，及早期的图腾崇拜与诸神信仰等，差别也很大。但是，从国家文明的意义上看，所有这些部族群落，基本上都属于同质文明；他们对国家文明的认可，也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从基本方面说，在重大的关乎生存根基的共同法则上，当时中国的诸多族群历经长期锤炼磨合，已经具有了自觉以“王畿”为文明尺度、以“王族”为聚结轴心，不断向共同的国家文明聚合的普遍精神。
具体地说，在历法纪年、农耕制度（井田制）、工商制度（工贾食官）、基本法律、文字形式、权力体系、诸侯对王权的承认与服从等等最主要的国家文明方面，中国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基本统一的；各区域族群（诸侯国）之间，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是没有根本性争议的。这种第一时期的社会生存法则的基本统一，是中国国家文明一开始就具有的鲜明的历史特征，也是世界其余所有早期国家都缺乏的。
古希腊不同。以诸多氏族城邦为基础，所形成的古希腊城邦联盟的各族群，其间的文明差异性是很大的，其共同承认的社会生存准则的覆盖范围很小。具体地说，古希腊的几个主要城邦国家——克里特、斯巴达、迈锡尼、雅典、马其顿，其在不同时期创造的国家文明，差异程度都很大，基本上不具有内在性质的继承性，因而很难形成连续发展的文明形态。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古希腊在第一时期长达1000余年的历史上，各城邦国家之间始终没有共同认可的历法，也没有共同认可的纪年方式。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所有的氏族、部族、民族，尤其是早期国家，几乎都有过共同的历法与纪年。因为，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各个族群，基于农耕、商事、军事等方面最基本的共同需求，在天文观测方面是最容易接近共同性的；其大体相同的观测结果，也很容易形成共同认可的历法或纪年方式。在国家文明的范围内，尤其是这样。
但是，古希腊城邦群却不是这样。它们各有历法，各有纪年，却就是没有诸多城邦共同承认的历法与纪年方式。在进入到“荷马时代”末期公元前800年之后，古希腊才共同承认了一种纪年方式：以“奥林匹亚赛会”开始年——公元前776年为希腊历史的开始年。但是，这是一个纪事年份，是一个社会性年份，而不是基于大自然天候法则基础的客观纪年，所以其影响力很小。
依据历史实践，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从公元前776年才开始有了天文历法与自然纪年。而是说，从这一年——“奥林匹亚赛会”开始，古希腊城邦群的共同性与社会性，才开始活跃起来。也就是说，从文明基础的意义上看，古希腊城邦群之间“天然”地缺乏共同性，或者缺乏追求共同性和凝聚性的精神自觉。这一历史特质，决定了这个早期邦联国家缺乏最基本的向心力，决定了希腊国家文明的脆弱性。这一点，与早期中国的差别是很大的。
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及其进入国家文明的历史脉络，大体是这样几个基本阶段：其一，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300年，爱琴海地域以西克拉底斯群岛为中心，形成了“原始社会”的西克拉底斯文化。这是爱琴海地域在国家文明之前的历史。请注意，西克拉底斯文化，并不是后来的克里特文化的直接源头——两者地域不同，创造主体也不同。
其二，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700年，以爱琴海地域的克里特岛为中心，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由米诺斯人创建了以希腊语中的“海洋生存”为基本特质的初期国家文明。米诺斯人的造船业发达，海上交易繁荣，并且出现了青铜兵器与陶器制造，公元前1700年时，创造出了线形文字。这就是西方文明史上著名的米诺斯文化，是古希腊最初的国家文明，地域为克里特岛，主体轴心是米诺斯人。也就是说，克里特创建的初期国家文明，与此前爱琴海区域的西克拉底斯文化，并没有传承关系。
其三，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100年，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中心，由利利格人和皮拉斯基人，创建了包括数个城邦的“迈锡尼”城邦联盟。迈锡尼，是位于半岛中心的大型城堡，是联盟的中心地区。此后，这里的居民便被历史称为“迈锡尼人”。迈锡尼的海上力量强大，取代了此前克里特岛的地中海经济霸权。这次，古希腊国家文明的中心地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主体轴心是迈锡尼人。同样，迈锡尼国家文明，也与此前的克里特国家文明并没有传承关系。其后，因为强势的“多利安人”入侵，迈锡尼文明毁灭，古希腊的国家文明消亡，进入被历史称作“黑暗时代”的大混乱时期。
其四，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00年，被历史称为“荷马时代”。这一时期的总体状况，是长期的混乱争夺，即所谓“黑暗时代”。在这一时期的末端，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左右，爱琴海区域的某个岛屿或半岛，又重新创建了城邦国家文明，重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邦。据说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已经开始了使用铁器的历史并进入了铁器时代。其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战争、冒险、英雄拯救等等生活，主要保留在诗人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中。我们所熟知的俄狄浦斯、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以及特洛伊战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半神话英雄人物。但是，这一时期末端重新出现的国家文明发展的具体情形，却不甚了了。譬如，就基本方面说，“荷马时代”后期所重新创建的国家文明，究竟在爱琴海哪个地方（岛屿或半岛），主体轴心是哪个氏族或部族，都不清楚。是迈锡尼文明的直接延续吗？也不清楚。
其五，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众多城邦公认的有明晰记忆或记载的国家文明历史开始。这一年，是开创“奥林匹亚赛会”的年份。在城邦林立，各有纪年的情况下，这一年是古希腊人共同认定的希腊历史的开始年。这个年份，大体与中国的春秋时代开端期接近。
请注意，这一时期与“荷马时代”后期的再度创建国家文明，是同一时期。我们将它列为一个阶段，只是强调古希腊国家文明的明确纪年从此开始。这就说明，在“奥林匹亚赛会”举行之前的数百年“黑暗时代”，古希腊的文明中心地域都是不清楚的。这里，一个重要的参照事实是：奥林匹亚赛会的举行地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伊利斯小盆地。据此推断，“荷马时代”后期再度创建的城邦国家联盟，其中心区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与该半岛早期的迈锡尼文明的历史影响力相关。但是，历经数百年中断的“黑暗时代”，很难说新的城邦联盟就是迈锡尼文明的延续。
依据上述阶段的历史足迹，可以看出古希腊两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
其一，国家文明的发展不具有连续性与继承性，时有突然中断；
其二，多中心替换性，不同岛屿的不同族群，在不同时期再度创建。
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混乱深渊。同时，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也都是只有诗性的模糊记忆，在古希腊是《荷马史诗》两部，在古印度是《梨俱吠陀》1028行。
多中心替换性，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有绝大关系。数百成千个岛屿林立，各氏族相互处于隔离状态，保持文明的连续继承性所需要的基本的人口规模，及其内部变化的丰富多样性，都是单个岛屿或半岛所无法积累起来的。于是，一个岛屿的文明一旦毁灭，其残余的少量人口往往沦为战胜方的奴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不可能再度复兴。文明的中心，便必然转移到其他岛屿、其他族群去了。彼伏此起，就形成了西克拉底斯岛、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斯巴达）、阿提卡半岛（雅典）、希腊半岛北部（马其顿）等，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部族所创建的古希腊国家文明。虽然，它们所创造的早期国家文明形态，都具有相同社会条件下的基本同一性。但是，从国家文明的意义上看，它们却没有内在的传承性与连续的发展性，而只是同一的国家文明在不同地区的先后复制。
中国不同。即或是“五帝”时代的早期历史，也具有明晰的国家文明基础的特征，其历史事实的丰厚坚实也远非那些“模糊诗性”可比。中国第一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王国，历时1000余年，其国家代次的更替，都是这个人口规模庞大的同一族群内部裂变所发生的“革命”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强大异族入侵而带来的毁灭原生文明的结果。因此，早期中国的政权更替，不是同一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毁灭，而是内部裂变所发生于自身的重大历史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发生于同一族群之内、同一国家之内，所以从本质上说，作为国家文明形态的夏、商、周三代，是一个没有中断、没有隔绝、没有毁灭的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其间的三次政权更替，只是这一文明形态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而已。
另则，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同一国家的同一族群，在每个王国时期都创造了较前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文明，在国家形态上表现出邦联制——紧密邦联制——联邦制的连续发展性。
第四，文明凝聚性及文明形态的整体强度，有很大不同。
由上述差别构成的两种文明的历史效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这种历史效应，我们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文明的凝聚性；一是文明形态的整体强度，也就是国家文明的生命力。从文明凝聚性上看，古希腊文明的凝聚性显然很小，各城邦文明的离心力或独立性显然很大。在古希腊的全部历史上，只有后期的马其顿相对强大一时，组成了较大规模的军队，基本在形式上“统一”了希腊。这种“统一”，在实质上只是一种军事占领与实力控制，而不是内在的文明统一。后来，马其顿在亚历山大时期远征东方，短暂地建立了“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之后不久便轰然解体。这种“希腊化”，同样不是希腊文明统一了征服地区，而仅仅是基于军事战胜的威力而出现的一种一定程度的历史影响力，尚不能看作真正的文明凝聚力。虽然如此，这也是古希腊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文明生命力的扩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紧紧依附于军事征服的文明“弥散效应”，而不是真正的文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的“爆发效应”。唯其如此，古希腊在进入国家文明第二时期不久，便几无声息地崩溃灭亡了。
早期中国不同。夏、商、周三代的中国，鲜明地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烈地趋于走向文明同一性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历史趋势。其外在的历史形式，就是“国体”的正向发展——从松散的邦联制，到紧密的邦联制，再到严格体系的联邦制国家。这一历史过程的实际内涵是，中国文明的“聚合效应”已经开始了自然的增速，500余年之后终于爆发，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统一文明国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一种文明之所以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是由它的基因——文明形态的内在构成——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而产生的天然凝聚性，与那种以外在的军事征服为形式的“规模扩大”的“张力弥散”，是绝然不同的两种历史效应。
历史实践所揭示的秘密是：古希腊那样的始终建立在城邦分治基础上的国家文明，最终无法形成“聚合效应”；其所能达到的最大生命强度，就是以军事征服为手段，通过“规模扩大”的路径，形成一种“文明弥散效应”。但是，恰恰是这种强力的“文明弥散”，往往最终一举释放了这一文明稀薄的内在能量与仅有的外在能量，导致其全面崩溃或突然灭亡。无论是古希腊，还是西亚地区的早期帝国，都是这样的历史结局。
上述诸多差别，决定了东西方“种子”国家不同的历史命运。
那时的历史大图景是：当世界国家文明行进到公元前700余年的时候，16个“参赛选手”中，大部分都被“淘汰出局”了。仅存的5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国家文明的“种子选手”。在这5个“种子选手”中，古埃及与古希腊，大体上依循着旧有形态发展，处于进退无定的动荡徘徊境地；古印度混乱模糊，身不由己地盲目打旋，行将跌倒；古亚述国则长期陷入军事扩张，狂热昏乱，屡屡发动战争，正处于自我爆炸的前夜。只有亚洲东部的中国，已经稳步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高级阶段，创造出了非常成熟发达的国家文明——体系精密、运转有效的联邦制国家形态。
这就是历经4000余年的第一时期的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
——摘自 孙皓晖 《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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