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能否读懂古老神话？

关于中国神话的两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越往前越模糊。司马迁曾经写过：“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近现代以来，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把商代已经夯实了很多，但要做到文字上落实“殷以前诸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尚，就是上。从商代往上，就是中国的神话时代。神话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模样？一位文学作者新近推出了一本《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以下简称《诸神》），倒是可以帮我们审视一下神话中国的基本面貌。

《诸神》把神话中国分成了十八个章节。第一章就是盘古女娲，接着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加上尧、舜、禹，每位传说人物各有一章，凑成十个章节。大有把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一扫而尽的气势。后面又分八章，分述夏、商、周三代。大禹的后人，启和少康占了一章，这就是夏代。伊尹、傅说这两位上古能臣各为一章算是商代。吕尚、伯夷叔齐、周公、周穆王这四章跨越了周代，看来作者对西周还是最厚爱的。最后，以“中国龙”结尾，这本神话大作就结束了。

这里可以看出，全书以夏商周为界点分成了两部分。夏商周是有历史支撑的部分，在这之前，有些人我们认识，另一些我们就不熟悉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神农和黄帝，我们自称的“炎黄子孙”就是打这儿来的。

现在，本书的写作方式已经很明白地展现出来——用通俗的文字，把中国古代的神祇事迹，重新再讲一遍；在古文翻译成白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再创作。显然，本书按照某种结构，有目的地挑选了一些故事，然后进行了文学扩写。这随之导致了一些困惑，留给我们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神祇的排序有什么关联，是谁给出了这样的顺序；第二，中国神话神祇的故事，是怎样被不断扩充的，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钻研到神话的世界之中。

中国神话的“箭垛式”增长

首先，我们要明白，《诸神》的结构就是罗列了上古的帝王。我们把夏代以前的神祇统称为“三皇五帝”，先有“五帝”，后来才有了“三皇”。

孔子最早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五帝”组合，有黄帝、颛顼（黄帝之孙）、帝喾、帝尧、帝舜、帝禹一共六位。大概是觉得帝禹是夏代名义上的开启者，将他撇开，把前头五位凑成了“五帝”，还给他们写出了大致的事迹。

今天通行的“三皇”，来自西晋皇甫谧。他把神话时代以来的王都排好了队，一开头就是伏羲、神农和黄帝。从这里开始，黄帝就正式从过去的“五帝”中被提升到了“三皇”。顺便还把原本是两个的神农和炎帝合二为一。为了填补“五帝”中缺席的黄帝，皇甫谧又增补了一个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还是保持位次不变。就这样，现在看到比较流行的“三皇五帝”，在西晋时才终于到齐。

直到这个时候，这些上古神祇的事迹都还非常有限，而新的契机也随之出现。战国后期出现“五行”之说，在西晋遇到了新成立的“三皇五帝”组合。“五行”却不凑着五帝，偏要从“三皇”开始，把原本时段相承接的五人，编成了伏羲（东）、神农（南）、黄帝（中）、少昊（西）、颛顼（北），五个方向的主神，代表东（木）、南（火）、中（土）、西（金）、北（水）。而帝喾、帝尧、帝舜这几位就被当作人间的首脑，放在了一边。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理解《诸神》中看到的神话格局和主要故事是如何产生的。讲到伏羲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他是东方的天帝，还配有自己的属官；说到神农时，就说他是南方的天帝；等等。为何这样搭配，原因就在这里。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本来并没有这些特征。同样，原先在谱系中，不能和“三皇”平起平坐的少昊、颛顼，就因为搭上了“东西南北中”的班车，直接排到了他们后面。对于后面的几位，次序也就顺延下来。但这种排序是非常有问题的，早先没有系统的神祇，被归入了某个体系，显得非常牵强。另外将“三苗”和“苗蛊”联想在一起，也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并对读者产生了误导。当然，这也是中国神话本身存在的问题。

在夏商周三代中，《诸神》为何单独提出这几位来讲他们的神话，原因就正好反过来。“三皇五帝”，是原本没有记载的时代中，似乎最可靠的部分。而夏启、少康、伊尹、傅说则可能是历史时代里最离奇的部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人们在继承这些神话的过程中，不断增添了许多额外的情节，使这些原本事迹并不超出平常的人物，逐渐跃出了最初的框架，变成了某位传奇人物。

所以，我们在《诸神》中也就看到了中国神话塑造的一个传统——前人搭好框架，后人添砖加瓦。上古神话在西晋定型后，历朝历代都不断增补了新的版本。最早的“五帝”事迹只有一鳞半爪，越往后，情节反而越丰富，篇幅越长。这就是“古史辨”学派说的，中国神话的“箭垛式”增长。

20世纪，袁珂先生已经编成了《中国古代神话》，将这些原本寥寥数语的神话层层演绎。《诸神》一书也如实延续这一传统，用文学语言把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描绘一番；又把武王克商的事情重新叙述一遍，凭空增添了许多想象的情景；还要替周穆王和西王母的遭遇，铺垫一些暧昧的氛围。而这些是历史文本原先所没有的。

坦率地说，这种直白但不简单等同于白话翻译的再创作过程，或许可以使行文更加流畅。但这种文学性的增长，同样也会增加读者的困惑。毕竟，许多原本不见文献记载的内容，只是出于作者的浪漫想象，而被不断添加出来，使晚近的读者陷入了理解的迷雾。

神话的价值

中国古代神话，实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诸神》一书实际上将中国神话存在的主要问题，全部呈现了出来，能让我们站在更好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世界各地都有神话，然而拿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进行比较，就能发现，中国神话的确不如西方神话那样历史漫长，可以上溯久远。比如《圣经》中的“大洪水”神话，可以找到苏美尔楔形泥板文字的源头。西方神话在故事的连续性和人物特征上更加鲜明，的确可以从神话中，寻觅远古历史的痕迹。西方神话也因此有了史诗的传统。

而中国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远古，只是相对较晚的时候，才陆续出现的。比如，在中国有关“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最初的“洪水”和“龙门”只是两个渡口的名称，经历了后来无数次改编后，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大约到战国时代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学说，提出了一些貌似上古的人名，作为自己观点的注脚。随着这些学说在日后发展出政治价值，那些原本单薄的人名，就被一再扩充，事迹也就通过一次次编写不断被“制造出来”。比如，尧舜的禅让，就是因为历史上僭主的崛起，而被不断翻新。

我们可以看到，早先没有系统的神祇，被归入了某个体系。原本没有关联的伏羲、神农，因为“五行”的关系被编排进了同一个秩序。所以，某个神祇的事迹可以作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例，被不断提出，但这些却很难被当作历史而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在《诸神》中，只能看到一些缺乏有机联系的片段，却不能将它们编织进一个脉络，一旦有意将它们合入同一领域便显得非常牵强。

不过说实话，神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古董”，《三国》《西游》也是在前人基础上多番敷衍的成果，这不妨碍它们成为千古名著。所以，我们也不必为中国神话的不够久远感到神伤、气馁。我们今天看到的北欧神话诸神，早就在漫威宇宙的好莱坞大片中惩恶扬善了。西方神话中的上帝，也经常参与人类社会的建设。连印度教的湿婆大神，也可以换成阿米尔汗的面孔，到现代社会来走上一遭。中国的上古诸神，既然本身也有着历代拼接、改编的明显痕迹，不如放下身段，抛开高冷姿态，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提取出来，加以阐发，或许也能走出一条更现代的亲民路线。

当然，神话终究是神话，要书写历史，尤其是严肃的历史，仍应区分事实与传说。《诸神》一书，作为文学创作，或有价值，但是如果不是有新的考古证据作支撑，再浪漫的神话，也需要谨慎对待。最后，期待一下，随着各地先秦资料的出土，当有更多古代神话资料发现。希望那时，不论严肃还是浪漫，我们可以写出一部真正的“中国古代神话”。

——摘自 张经纬 《从考古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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