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俭明，男，1935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际著名语言学家。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著有《陆俭明自选集》、《现代汉语句法论》、《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现代诒语语法研究教程》、《陆俭明选集》、《现代汉语虚词散论》等。沈阳，1955年生于上海，1993年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兼语言学系主任，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现代汉语”作为日常用语，虽然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现今汉族人使用的语言”，但作为科学术语至少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现代汉语仅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广义的现代汉语则还包括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
先说狭义的现代汉语，即作为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现代汉语。
民族共同语既包括书面共同语，也包括口语共同语。现阶段现代汉语的书面共同语和口语共同语已经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这也就是所谓的“言文一致”，“怎么说就怎么写”。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种书面语和口语统一的共同语正式命名为“普通话”，其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但从历史上看，汉语书面共同语和口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可以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源头，是通过不同的路径最终才“殊途同归”的。
汉语的书面语，即用文字记载的汉语，最早当然是甲骨文，但甲骨文显然还不具备书面共同语的性质。稍晚些的文献，如西周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已经开始反映出明显的南北方的不同地域特点和不同时代特点，但就在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以今洛阳（原称“成周”）一带方言为基础的汉语书面共同语形式，当时称作“雅言”（即“夏言”）。《论语》中就有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记载。前面说过，在汉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书面语反映口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诗经》中的“国风”是根据民间诗歌记录整理的，《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所说的话，因此肯定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但汉魏以后，写文章的人往往有意模仿先秦的这种书面语，逐渐就形成了跟后来的“口语”越来越远的“文言文”，而且文言一直在汉语书面语中占据统治地位。文言文虽然长期具有汉语书面共同语的性质，但却也因此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才懂的一种“共同语”。书面语中跟“文言”相对的则是“白话”，在一些民间流传或接近民间的作品中就常常记录下这些更接近历代口语的书面语。如南朝产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晋的逸闻趣事和名士言行，其中就可看到不少当时口语的痕迹。六朝甚至更早就开始翻译佛经，佛经要以群众为宣讲对象，译文中也就有许多非常接近口语的表达。唐和五代的说唱文学“变文”在寺院盛行，用有说有唱的“俗讲”宣传佛教故事和历史传统，这种变文和俗讲的白话程度就相当高。《禅宗语录》是禅师的问答记录，属于口耳传习的内容，自然很接近口语。而宋朝建立“道学”，讲学之风甚盛，更采用比较通俗的口语，《朱熹语录》就是非常接近当时口语的书面语作品。到12—13世纪宋末元初年间，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南宋末年的“话本”作为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大部分通篇白话，以后的诸宫调、南戏、杂剧、散曲中都有大量白话。元末明初开始出现长篇小说，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也有地域特色，但都是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写成的。到这时现代汉语书面共同语即白话文就已经基本成熟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喊出了“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新青年》还最早发表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文诗集《尝试集》，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正式宣布在学校全部停用文言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教科书。由此终于使得白话文取得了正式文学语言的地位。因此可以说“白话文运动”是标志现代汉语书面共同语最终形成的语言文字运动。
汉语口语共同语开始出现的年代肯定要比书面共同语晚。不过在汉语史上，北方话一直在事实上处于口语共同语的地位。“雅言”（即“夏言”）就是以早期的北方话为基础的口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因此就必须有一种能通行各地的口语才可能让更广大地区的人都听得懂。孔子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很多地方，因此他在讲学时就只能使用“雅言”。西汉扬雄编纂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不但记载了当时各个地区的不同词语，也记录了一种“通语”，可见当时就已有了通行于各地的口语共同语形式。由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原因，北方话的口语一直在汉语中具有优势甚至占统治地位。1153年金朝定都（陪都）于北京，及至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话的口语也逐渐成为最有影响和最具权威的一种北方话口语。元代周德清于1324年所撰音韵学著作《中原音韵》就提到“混一日久，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其所说的“中原之音”就包括当时的北京话“大都话”，因此当时的北京话也被称作“天下通语”。虽然在明朝之前汉语有南北两种官话系统，其中南京官话的影响甚至还大于北京官话，但到了明朝之后，北京话的口语就逐渐取得了正统“官话”（全民通用口语）的地位。明代官场北京官话通行，以至于有人干脆忘记了自己的方言，《明史》称之为“不操乡音”。北方话向南方方言的渗透，也表现为官话的语音成为与当地方言的“说话音”不同的“读书音”，即“文白异读”，文读音明显就是受北方话影响产生的。1728年清朝雍正皇帝还曾下令，所有官吏必须掌握官话，而且在方言最重的广东、福建设“正音书院”，同时还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这些都说明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早就具备了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性质。到清末，民众中“文字改革、言文一致、口语统一”的要求日益迫切。19世纪末期开始，许多有识之士还纷纷创制出拼读“官话”的字母符号。民国二年（1912），蔡元培主持国民政府教育部时就制定和颁布了汉语的“注音字母”，并逐一审定汉字读音，以后又把“言文一致、统一读音、推行国语”作为政令施行，并正式确定国语标准音是北京音。这些也就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国语运动”，并由此使得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最终取得了汉语口语共同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国语运动”是标志现代汉语口语共同语最终形成的语言文字运动。
汉语和所有语言一样始终处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之中。语言的发展演变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有变化，因而分化成了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整体不复存在，就像原来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后来“分家单过”，现在欧洲各国的语言就是这样形成的；另一种是虽然有变化，但只是形成了不同的方言，这种语言的整体仍然保持不变，就像原来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始终“四世同堂”，汉语的方言就属于这种情况。
造成汉语各种方言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人群迁徙的结果。中国古代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戍边、屯垦流放等，常常使大批居民背井离乡，长途迁徙。这就使随着他们分散到异地的语言发生了各种不平衡的变化。如随着先秦以来北方移民陆续增多和北方文化的影响，到六朝前后就在长江以南形成了吴语区和湘语区。粤语的形成则是从秦始皇在岭南“谪庶五十万”开始的。闽语发端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入闽之时。东晋到明朝初年，由于诸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战乱的原因，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先后向南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迁徙，这也成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二是自然地理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人群居住的地域越来越大，语言被不同地区交际受到限制的人群所使用，自然会发生不同的变异。同时大山、大河、森林、沼泽作为地理障碍，可以阻断交通，阻隔交往，也为方言分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如福建山地占全省总面积90%以上，这样就使闽语成为内部差异最大的方言。浙南为山地，因此南片吴语的内部分歧远远大于北片吴语。相比之下大江大河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定程度上当然会阻隔两岸的人员往来，但同时又能给上下游带来舟楫之便。比如长江将官话和吴语等方言分隔为南北两大块，但又形成了长江中下游沿岸的江淮官话，并且溯江而上沟通了上游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官话。三是语言的接触影响。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相互吸收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言的形成。如东南诸方言分布地域原本百越杂居，这些方言中一些难从汉语里寻根溯源的成分很可能就是百越语言留下的底子。东北是满族发祥地，东北话里有不少满语词。北京话中的“胡同、井、打（打南边来）”，汉语中查不到来源，很可能是女真语或蒙古语的渗透。吴语、粤语和闽语由于跟海外接触比较密切，就吸收了一些外语（主要是英语）语词，如上海话和港澳地区粤语中很多普通话用意译的外来词往往使用英语的音译，这也是这些方言的一个鲜明特色。
根据语音、词汇、语法上的一些重要差异，现代汉语目前共分成七大方言：（1）北方方言：也叫北方话、官话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是七大方言中历史发展最久、使用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分布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南岸九江以东镇江以西沿江地带、湖北（东南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部，占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也占说汉语人口的70%以上。（2）吴方言：也叫吴语，以上海话和苏州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南部。使用人口7000万以上。（3）湘方言：也叫湘语，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东北部。使用人口3000余万。（4）赣方言：也叫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中部和北部，及其毗连的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部等地区。使用人口3000余万。（5）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是唯一不以地域而以人群命名的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省东部和中部及其毗连的赣南、闽西和湘东南地区、台湾西北部一些市县，另外在广西、四川还有不成片分布。使用人口约4000万。（6）粤方言：也叫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广西东南部和港澳地区。使用人口4000多万。（7）闽方言：也叫闽语，以福州话和厦门话为代表。分布在福建省、海南省、台湾省、广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地区。使用人口5000多万。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在海外华人社区也有分布。海外汉语方言的使用人数约为2000—3000万，其中使用汉语方言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美国等。
——摘自 陆俭明 / 沈阳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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