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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是否有内省式的人格？

孙隆基

作者简介：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未断奶的民族》《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中国人之为“人”，有很大的成分是由自己四周的人来下定义的。因此，一个坚强的“自我”基地就难于出现，也很少能够出现建立在这个基地之上的内省，亦即是说，对自己四周的人——尤其是“人情”方面——较倾向于采取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态度。

这种情形，当然是中国人的“人情味”的基础。中国人较西方人更具有对他人“承担义务”的倾向。这种“承担义务”，有一部分是由“人我界限不明朗”造成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倾向；有一部分是基于自己对别人的需要，因为中国人在感情上常常需要和别人“在一起”的。然而，总有一部分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因为他们从小养成“承担义务”的“做人”方式，除非“撕破面子做人”，否则就很难直接拒绝别人。

中国人这种“做人”的态度，使他们觉得在文化上优于“人情味”淡薄的西方人。然而，一位路德教背景的挪威留学生却对我说：“大家都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道德的民族。但是，据我看，道德牵涉到自我的选择。一种从来也没有出现自我选择的状况并不能算是道德的状况。”这种道德观点很典型地表达了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亦即是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得救与否——他必须在上帝与魔鬼之间做出选择；在得救这一点上，即使万能的上帝也不能插手。

这种“自由意志”与“选择”的观念，对中国文化来说是陌生的。对中国人来说，“做人”总有“做人的道理”，人如果脱离了它才是不会“得救”的呢！出于一个很少超越的因素，因“社群”就是“上帝”，而在名分变成“名教”的文化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顺理成章的。因此，一个可以对外在的人际关系做出内省的强大的“自我”基地，就难于出现。然而，这是否等于说中国人“做人”缺乏“内省”的因素呢？

有人曾指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巨的儒家思想是认为人必须先“修身”，然后才推己及人，因此中国人之为“人”，也是经由内省过程的，而不是纯粹由于外铄的。

然而，在任何文化中，少数知识分子都会具有内省的行为，亦即是站在超然于世俗的立场上并对之加以批判。因为，知识阶层几乎无例外地脱胎于古代的僧侣集团，而后者是专门管理与世俗对立的“神圣”原则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义理，自然也会具有这种“超越”的因素。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是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要少的。例如，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的观念。因此，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纵使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换言之，他们可以与“古代”或“道”——两者实为一物，因为“道”只有在“古代”实行过——认同，来试图将眼前的世俗关系净化。因此，士大夫阶级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铄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到“正心”“诚意”“修身”，然后才到“齐家”“治国”与“平天下”。但是，显然地，士大夫阶级并没有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铄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一种情形的最典型例子，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一剧中让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与妻子之前，我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和超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中国文化却是反其道而行的。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做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是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去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它更臻于完善。

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这个世俗的倾向，例如，孔子即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个倾向到了道家的手中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做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例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的磁力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仍然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事实上，士大夫阶层的绝大部分都是适应这个世界的，只有绝少一部分人是透过内省的方式去批判它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回答“中国文化中是否有内省式的人格”，答案是：有的，但是只是在一个很局限的程度上，而且也只限于极少数有“灵性”的或讲究“大是大非”的人。

——摘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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