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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的实用价值

吴丽娱

作者简介：吴丽娱，女，浙江杭州人，1949年出生，198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王永兴先生研习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史专业，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学研究。1994年任副研究员，2002年任研究员。1998年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2006年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学之所以被历代政权所重视，一方面由于其在治国理民等诸多方面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实用价值。在理论与实用两方面都起到的重大作用，这也是礼学能够历尽历史沧桑而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礼学的实用价值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它是礼的理论形态，从理论上表现礼对社会各领域的重要作用。第二，它指导人们解决在礼制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第三，它有助于提高个人及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礼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在治国方面作用的认识越来越强化。三国曹魏时就有人提出立国立身、安上治民，甚至军事上都离不开礼。两晋时期，思想家裴頠在批判“贵无”思想时，指出其最大的危害便是破坏了礼制，从而造成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东晋思想家葛洪也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晋武帝司马炎在西晋建国之初就很重视礼对国家治理的作用，曾多次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西晋政权灭亡后，晋室南渡，建立东晋。尽管偏安东南，仍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东晋建国之初，政治家王导就上疏给元帝说：“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此后晋灭宋兴，南朝政权几经更替，但变幻的时局却未改变庙堂之士对于礼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视的现实。从刘宋朝开始，以《礼论》冠名的书开始慢慢多起来，这也足以表明南朝对礼的理论研究进入了秦汉三国以来的一个高潮。这一高潮不但极大地促进了礼学的发展，而且持续时间之长也令人叹为观止。萧梁时，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徐勉又上修五礼表，明确指出：“为国修身，于斯攸急。”

这种认识，正是五礼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的反映。相比于南朝政权的代代传承，礼学在北方的发展较为坎坷。十六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礼对于强国兴邦的作用不能有效的发挥，使得北方礼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南方，当时虽然北方仍不乏有识之士研习礼学，但相比于南方礼学研究的高潮，北方士人对礼的治世作用的认识只能是一条涌动的暗流，偶然翻起几朵浪花而已。这一局面直至十六国结束逐渐有所改变，随着北魏拓跋族的统一北方及其政权的逐渐稳定，人们对礼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认识纔显现出一条由隐到显、由浅到深的轨迹。可以说北魏政权在北方的统治日益稳固，为礼学在北方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礼学在北方得到了迅速发展，再加上孝文帝改革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礼学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了南朝。到了北魏中后期，北方对礼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已经和南朝处于同等水平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重要作用不断加深的认识，必然会导致三礼之学的发展，从而对治礼实践进行理论指导。

魏晋南北朝时五礼制度先后经历了孕育、发育、发展和基本成熟的时期。特别是在五礼制度发育和发展阶段，由于制度尚未成熟，人们在制度实践中经常要面对种种疑惑，而类似的疑惑，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实践中都曾被提出过。在这种时候，礼学家们运用自己的智慧，根据所掌握的礼学知识在制度和实践中搭起一座桥梁。根据史料记载，在皇家宗庙制度、祭祀祖先制度、丧服制度、献捷、告庙制度、婚姻制度、皇帝与臣下、君主与外国使臣以及臣民亲友之间相互接待的礼仪制度等都有众多礼官纷纷引经据典进行论证，为了解决纷争，朝廷甚至要走访民间的礼学家。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三礼学毫无疑问发挥着理论指导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成熟的制度及其实践尤其需要有理论的指导，礼学以理论的形式指导着礼制及其实践的逐步成熟，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自己。

礼对治国安邦的作用开始被人们重视，礼学对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开始日益显现出来，这在提高了礼及礼学的地位的同时，也构成了崇礼、重礼、守礼的社会氛围，构成了精通礼学的士人理想的进身仕途的社会条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习礼之士比不通礼学者更被社会所需要，更被朝廷所重视，因而更加重了自己进入仕途的砝码。当权者也渴望有更多的习礼之士担任朝廷的智囊，曹魏景初年间，明帝曾下过这样一道诏书：

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着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鼌错；《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这道诏书的中心思想即是劝勉学习四经三礼之人，鼓励他们向宿生巨儒学习，如果能穷尽礼经之妙，爵禄荣宠就会不期而至。北魏孝文帝时，对“涉猎典章，关历词翰”之士“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所谓“典章”，即礼典制度，这足以表明精通礼学就会有爵禄荣宠的现象并非曹魏时所独有。

史料之中也的确记载了许多人以礼学而致荣宠的事迹。《晋书》曾经记载荀顗、郑冲、张华、刘寔、贺循、荀崧、刁协、杜夷对两晋五礼制度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这些记载揭示了他们的礼学修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必然联系，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诸人多出身名门，本身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礼学对他们地位的作用只是锦上添花。相比之下，另外一部分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也更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因为精通礼学，满足了朝廷制礼作乐的需要，因此平步青云，仕途得意。兹取其典型者略作分析。

南朝梁人朱异，是吴郡钱塘人。《南齐书·孝义·朱谦之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朱异祖母的坟墓被同族人朱幼方所焚，朱异的叔叔朱谦之手刃朱幼方，朱幼方的儿子朱恽又杀朱谦之，朱异的父亲朱巽之又杀朱恽。这种族人仇杀的事于史籍中多有记载，但这件事所折射出的一些信息却值得我们思考。设想如果朱异一门是乡里的势族，财雄势大，完全可以凭借权势置仇人于死地，大可不必甘冒触律偿命的风险手刃仇家，可见朱异家族不是乡里的势族。所幸朱巽之手刃仇家的行为后被朝廷视为义举而被赦免，后来做了南齐的吴平县令。朱异年十余岁时，好羣聚蒱博，乡里颇以其为患。然而后来随着年龄稍长，恶习渐改，折节从师，但由于家境贫寒，仍以为人抄书为业。从以上两条史料，可见朱异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并不高贵，而精通礼学成为他改变命运的契机。朱异自幼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为人抄书时写毕便诵，因而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深受沈约的赏识。抄书明《礼》带给他的改变不仅如此，梁朝建立以后，由于明山宾的推荐，朱异受到了梁武帝的接见。梁武帝一见之后，备加赞叹，称他“朱异实异”。朱异始以抄书为业，凭借抄书之便得明《礼》、《易》，从此更是一步登天，得到了天子的赏识。朱异很快便直西省，兼太学博士，又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寻加员外常侍。后来历任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左卫将军，官至中领军，“居权要三十余年”。

与朱异同时的贺琛也是如此。以家世而言，贺琛是东晋司空贺循的后代，也是江南的望族之一。只不过到贺琛时，家境已经败落，史载其“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可见随着家道中落，贺琛的社会地位也随之降低。但他自幼随伯父贺玚承袭家学，虽自执舟烜贩卖粟米，但闲则习业，尤精《三礼》。他的伯父贺玚断言贺琛将以明经致贵。贺玚的话表明，当时“以明经致贵”是社会中较为常见的事例，而日后贺琛的仕途也一如他的预言。天监中贺玚亡故，贺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便事讲授。由于他家世习《礼》学，贺琛多年苦读精通礼学，在讲授的时候，引经据典，吐言辩絜，那些弟子坐之听受，终日不疲。从此贺琛名声鹊起，影响力极大，直至普通年间梁武帝听说了他的学术声望，于是在文德殿召见贺琛，一番君臣会晤，贺琛谈吐不凡，深受武帝赏识，仍补王国侍郎，渐渐升迁为兼中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以后又升迁为尚书左丞。史载贺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他以明礼深得梁武帝赏识，屡屡接受召见，更有意思的是梁武帝每次接见他，与他谈话常常忘记时间。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殿不下有贺雅。”陈吏部尚书姚察评论朱异、贺琛时说：“夏侯胜有言曰：‘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符其言矣。”这一段话引用夏侯胜的言论，揭示了礼学对朱异、贺琛社会地位提高的决定作用。

以明礼、通经而致富贵，非独南朝如此，北朝同样不乏其例。北魏人刘芳，原为彭城人。其父刘邕，曾任刘宋的兖州长史。后来刘邕在刘义宣之乱中，由于加入叛军被杀，刘芳随伯母一路北逃至梁邹城。适逢北魏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攻陷梁邹城，刘芳随同城中居民被北徙为平齐民。此后十数年间，刘芳身处穷窘之中，以为人佣书为生，至有易衣并日之弊，曾着《穷通论》聊以自慰。他为生活所迫，曾想投靠亲戚南部尚书李敷，可是李敷的夫人以其流浪迁徙为耻，拒不见之，可见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但刘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后被李丰推荐，为主客郎接待南朝使臣。不久又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又与邢产入东宫教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由于他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深受魏孝文帝礼遇，除员外散骑常侍，很快又兼通直常侍。后任国子祭酒、中书令、太常卿。宣武帝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全部交给刘芳修正，“朝廷吉凶大事皆就咨访焉”。史称“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无疑揭示了礼学对刘芳地位变化的决定作用。

此外，儒者孙惠蔚，是武邑武遂人。史载他“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当时不乏冒充贵胄自重身分者，史称他“自言”，可见对他先祖的高贵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孙惠蔚世以儒学相传，年十三便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岁师从董道季讲《易》；十九岁师从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孝文帝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因其英辩被中书监高闾荐为中书博士，后转皇宗博士。他多次参与朝廷的制礼作乐，深受孝文帝赏识。宣武帝时任黄门郎、国子祭酒、秘书监，封枣强县开国男。孝明帝初，出为平东将军、济州刺史。还京后任光禄大夫。史称“魏初已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顿丘卫国人董征，十七岁时师从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又师从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是活跃于民间的私学儒者。孝文帝太和末为四门小学博士。宣武帝时敎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特除员外散骑侍郎。以后又任沛郡太守，加扬烈将军，入为太尉司马，俄加辅国将军。他曾对其子弟说：“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史书说董征“出州入卿，匪唯学业所致，亦由汝南王悦以其师资之义，为之启请焉”，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果董征没有学业，如何为汝南王元悦之师，元悦又如何为之请官呢？“魏初已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这两句话也充分说明了礼学与提高孙惠蔚、董征社会地位的关系。

南北朝时还有一些礼学传家的大族。如上文提及的贺琛的伯父贺玚，会稽山阴人，其远祖贺循东晋时任司空，是著名的礼学家。祖贺道力善《三礼》，有盛名，仕宋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父贺损亦传家业。贺玚自幼继承家学，深明礼学，吴郡张融认为他将来必为儒者所宗。梁天监初，为太常丞。有关部门推举他修宾礼，梁武帝特意召见他，让他阐述《礼》之大义。其礼学修养使得梁武帝大为惊异，下诏让他朝朔望，预华林讲。其时梁武帝方创定礼乐，时遇疑难，贺玚学识渊博，多有建议，最终多被施行。贺玚的儿子贺革，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精力不怠，通《三礼》。后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湘东王萧绎于州置学，以贺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贺玚的另一个儿子贺季，亦明《三礼》，位中书黄门郎，兼著作。此外，贺玚的侄子贺琛也是著名的礼学家，前已叙述。山阴贺氏代有英才，家族中兴，成为著名的望族，与其世传礼学有很大关系。与之相似，东晋南朝的王氏家族也以明礼兴盛，极具典型性。史载：

王准之字符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琅邪王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而“王氏青箱学”无疑又使这支名噪江左的世家大族如虎添翼。

南朝如此，北朝也不乏其例。著名的范阳卢氏就是如此。卢玄的曾袓卢谌、袓卢偃、父卢邈西晋十六国时皆以儒雅称。卢玄在北魏太武帝时授为中书博士。卢玄之子卢度世与从兄卢遐俱以学行为时流所重。卢度世之子卢渊，敦尚学业，有袓父之风。卢渊的弟弟卢昶，学涉经史，早有时誉。卢渊的长子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卢道将的弟弟卢道裕，少以学尚知名，风仪兼美。卢道裕的弟弟道虔，粗闲经史，兼通算术。好《礼》学，难齐尚书令王俭《丧服集记》七十余条。卢道虔的儿子卢昌衡，北周武帝时与大宗伯斛斯征修礼令。卢渊的侄子卢义僖，早有学尚，识度沉雅。卢氏宗人卢景裕，少聪敏，专经为学，为当时硕儒。卢景裕的弟弟卢辩，正光初，举秀才，为太学博士。曾注《大戴礼》，其兄卢景裕称赞说：“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卢辩在北周时曾继苏绰之后依《周礼》建六官。卢辩的弟弟卢光，博览羣书，精于三礼。史家评论范阳卢氏说：“卢玄绪业着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范阳卢氏为北方世代盛门的原因，不是文武功烈，而是德业儒素过人。德业儒素中当然包括礼学，可见礼学是支撑范阳卢氏名贯北朝的支柱之一。

——摘自吴丽娱《礼与中国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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