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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赴难：中国文明史最绚烂光华

孙皓晖

作者简介：孙皓晖，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另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大争之世：战国》。

春秋战国，是一个由渐进变革进入剧烈变革的大黄金时代。

出自《诗经》的许多惊心动魄的诗句，都是那个时代深刻真实的社会精神体验。“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等，无一不将遥远天宇曾经鼓荡起的壮阔历史风暴辐射出来，弥散出来。两千余年之后，犹自传递给我们一幅令人心神激荡的风云雷电大象图。

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因为那个时代诞生了一个叫作“士人”的阶层。

士，不是贵族，不是奴隶，不是工匠，不是商旅，也不是农夫。他们不是寻常的国人，而是“国人”土壤中滋生游离出来的一批以研修特定艺业与追求特定价值为人生目标的形形色色的流动者。如果非要找这些人的基本共同点，那么，知识、技能与自由、独立，大约是两个最大的基本面。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

无论有没有固定的谋生职业，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独有的思索，都在不同领域孜孜精进地奋争，都在特定方面达到了当时社会的最高认知水准。无论生存状态如何，他们都有着昂扬饱满的生命力，都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着最为顽强的追求。他们是一群以精神本位为生存原则的人，自由独立的人格，笃定不移的信仰，价值理念的尊严，建功立业的荣誉，社会现实的公平正义，对于他们都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们分门别类地探究真理，分成了诸多形质各异的学派与专业，相互争辩，相互征服，相互砥砺，从而达到了最高状态的和谐共生。他们代表着专业知识，代表着社会良心，代表着社会理想，代表着共同价值，代表着涵盖面最为广阔的社会正义追求。

大体说来，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中产阶级。无论是沦落贵族，无论是小康平民，甚或是先代奴隶的蜕变，他们大体都是不穷不富，读得起书，游得起学，人人学有所长，个个都有争心。他们有能力走进庙堂，但是，他们却没有先天的政治地位，不能借助这种先天地位推行自己的社会主张。他们的前途，必须靠他们自己去奋争开辟。他们的价值追求，必须靠自己的顽强实践去实现。

因为不富，他们常常身着布衣，自嘲为“布衣之士”。

久而久之，“布衣”便成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通常称谓。

布衣群体的轴心，是研修为政之学的各派士子。

正是这批布衣之士，鼓荡起了社会变革的浪潮。

在那个“求变图存”的时代，一大批布衣名士自觉地卷入了历史大潮，既强烈地追求着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又自觉担负起了天下兴亡的重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念，融入了当时的国家生存竞争，融入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洪流，也融入了华夏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个人命运，已经变成了国家命运与族群命运的缩影。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得愈是充分，他们融入国家命运的程度愈高，他们的命运自由度就愈是狭小，甚至最终完全丧失了对自我命运的支配权。

纵然如此，他们义无反顾，死不旋踵，一代一代地推进着社会变革。

那个时代的布衣政治家风云辈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道政治文明风景线。这道政治文明风景线，世世代代激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感动着我们。这些布衣政治家们的命运，大体可以这样概括——

他们始则应时而动，以无与伦比的超前理念，以惊世骇俗的才具节操，做了社会变革风暴的历史推手。最终，他们往往又被反变革暗潮的回卷，推上了国家命运的祭坛，成为变革所激起的社会震荡的牺牲品。

布衣政治家的鲜血，是战国大变革最为深刻的历史标记。

这种悲剧牺牲，往往是一个国家兴亡的历史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是：或以布衣政治家的牺牲消弭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裂缝，从而使国家变革获得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保持国家的持续强盛；或以布衣政治家的牺牲，导致变法势力的全面失败，导致复辟势力全面上台，国家命运日渐黯淡，乃至最终灭亡。

商鞅之死，是前者的典型。

吴起之死，则是后者的典型。

历史展示的法则是：某种社会变革愈是松缓平和，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小，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小也慢；某种社会变革愈是剧烈深彻，社会牺牲的种种代价便愈大，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大也快。

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依然如此。

人类千百万年的变革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唯其如此，春秋时期相对松缓平和的渐进变革，发动并主持变革的政治家们的死难牺牲，很少很少。整个春秋时期三百余年，直接因发端或介入变法而被杀者，大约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郑国“作竹刑”的邓析。半个，是越国实行平和变革的丞相文仲。文仲最终被杀的真实原因，基本面在于权力斗争与君主猜忌，而不在于推行变革。故此，文仲只能算得半个变革牺牲者。春秋时期更多的变革政治家，大多是执政到老而正常谢世的。齐国的大改革家管仲，郑国的大改革家子产等，都是强势而终的。

战国时代则大大不然。

那是一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多事之时，大争之世”。

其时，国家竞争空前剧烈，强则存，弱则亡，结局几乎是立见分晓。烈烈大阳下，强势生存成为最为普遍的社会精神，求变图存成为国家政治的不二大道。变则强，不变则亡。国家要强大，只有走变法大道。

此等普遍精神激荡之下，变法图强的浪潮空前奔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割空前深彻，族群与个体的生命状态空前饱满，国家权力中枢的使命空前鲜明，各国对种种人才的需求空前急迫，变法与守旧的争夺空前激烈。这，既是历史的总体背景，又是现实的总体潮流。作为现实的国家与现实的个人，每个国家，每个个人，都是历史大潮的一分子。每个国家，每个个人，都是现实潮流的一朵浪花。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战国的“变法”与春秋的“改制”，有了极其重大的不同。

战国变法，更接近于社会革命。春秋改制，则更接近于社会改良。

正因为战国变法所具有的这一历史特质，发动与主持变法的布衣政治家们的流血牺牲，几乎必然地演化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

为变法死难，是战国时代布衣政治家的历史宿命。

战国布衣政治家的牺牲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为绚烂夺目的光华！

唯其有如此雄强的社会土壤，有如此一个敢于为变法牺牲的布衣政治家阶层，战国时代的文明发展，才获得了古典时代最大的历史跨越。华夏文明历经二百余年的血火锤炼，统一潮流终于得以汇聚成无可阻挡之势。

最终，这一时代成为开辟中国统一文明正源的伟大时代。

—— 摘自孙皓晖《大争之世：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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