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汉室宫廷的流行歌曲

楚歌，颜师古注《汉书》谓“楚人之歌，犹吴歈越吟也”，亦即以荆楚的音声演唱的歌诗。楚亡后，楚歌仍在南国流行。项羽兵败垓下，曾唱《垓下歌》。刘邦在四面楚歌中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政权，由于他“乐楚声”，所以“楚歌”一直成为汉室宫廷中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两汉帝王中第一个唱楚歌的就是前汉这位开国皇帝。《史记·高祖本纪》载：“十二年十月……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这首“歌诗”就是著名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据说汉高祖刘邦一边起舞，一边歌唱，“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歌词虽然寥寥只有三句，但颇有气势。歌以风起云飞起兴，渲染了声威显赫的氛围，继则表现了平定四海的踌躇满志心理，以及欲得良将忠臣守卫基业的期望。最后一句还些微流露出对刘氏江山未来前途的隐隐担忧。像《大风歌》这样的楚歌形式短小，琅琅上口，易于即兴抒怀、合乐歌唱。刘邦之后，不少帝王贵族都喜爱这种诗歌样式，如赵王刘友、淮南王刘安、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乌孙公主刘细君、汉少帝刘辩、少帝妃唐姬等都有楚歌传世。

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也是一首著名的楚歌：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歌也以风起云飞起兴，抒写秋日暮年的人生感受。汉武帝在位时，帝国态势，如日中天，但攀上了顶巅，接下去便是下坡路，国势、人生、己身，全同此理，所谓乐极生悲，正由此耳。与乃祖的《大风歌》相比，《秋风辞》是文采过之而气势不及。汉少帝（弘农王）刘辩的《悲歌》与刘邦、刘彻诸歌排列在一起，正如一出有始有终的汉朝戏剧，《大风歌》是序曲，《秋风辞》是高潮，《悲歌》则是刘汉王朝的尾声：

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这是刘辩被毒杀前夕无可奈何的哀叹，也是汉家王朝的最后一首挽歌。乃祖乃宗风起云涌的气势、秋风白云的情致，到了此时已经风流云散，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通往末路——“幽玄”的亘古悲情。《悲歌》终于给汉室宫廷的流行歌曲打上了休止符。

汉代的文人也有不少楚歌作品，其中的几首“变体”值得注目，如梁鸿的《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全歌五句，每句之后似乎实词都无法表达作者心头郁积的愤慨，于是都凝缩为同样的叹词“噫”，这样一句一顿，一唱一叹，反复回环，使作者面对“宫阙崔嵬”与“民之劬劳”之间的巨大落差，发出的感慨喟叹益发深沉有力，震颤人心。张衡的《四愁诗》也可视作楚歌的“变体”，全诗四章，每章七句，如其首章：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以下三章形式均同首章，只是调词转韵，重叠反复，咏叹再三，构成整齐的形式美与婉转的旋律美。手法上运用传统的比兴法，以“美人”比喻其怀念之人，写得文采斐然，情感幽深。之所以把它看成楚歌的“变体”，是因为张衡对楚歌的传统句型进行了匠心独运的调整，即除首句还明显保留着楚歌句式的“胎记”外，其余六句已蜕变为七言诗的标准句式。张衡以前汉代文人的“七言”诗作大都亡佚不存，或仅存残句，因此，楚歌的变体《四愁诗》称得上是文人七言诗的滥觞之作。

——摘自 石观海《中国文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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