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个人”一词的意义及个人观念的产生

1907年，鲁迅曾这样谈“个人”一词的传入：“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这段话透露了两重含义：第一，“个人”这个词是1904年前后由外国引入；第二，当时这个词的意义在正统士大夫心目中相当负面。中文里，“个人”一词古已有之，本用来指某一个特定的个体，如“我个人”、“那个人”、“几个人”；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戏剧中较常用，是指自己所爱的人。例如陈亮的名句“个人如画，已作中州想”，这里的“个人”即所爱之人。因此，鲁迅这段话的准确含义应该是：20世纪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个人”一语。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个人”呢？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个人（individual）为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它是权利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因此考察个人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就要探讨“个人”在什么时候被视为权利主体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特别是它何时被用作individual的译名。

“数据库”检索发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翻译的小说《佳人奇遇》中：“法国者，人勇地肥，富强冠于欧洲者也。……然法人轻佻，竞功名，喋喋于个〔个〕人自由。内阁频行更迭，国是动摇。”分析该例句中“个人”之意义，今日看来虽已有权利主体之内涵，但是用于指法国人太轻佻、太强调个人自由，动摇国是，用法是负面的。由此可见，当时思想最前卫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接受西方的现代个人观念。

历史上，虽然早在19世纪上半叶，1830年代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传教士就经常用人人自主之理来表达西方现代个人权利观念，但并没使用“个人”一词。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都没有接受西方个人观念。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原理的中文译著，原著是英国钱伯斯兄弟（William＆RobertChambers）1852年编辑出版的教育丛书之一种。《佐治刍言》的英文本一开头就论述了自主之个人如何组成社会，而在中译本《佐治刍言》中，individual被译为“人”，society被译作“会”，社会组织机制则译为“自然之理”；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被修改为类似于儒学的说法：“一国之治，其原皆始于家”；而“IndividualRights and Duties”则被译为“论人生职分中应得应为之事”。这说明，individual很难用中文词汇准确表达，并被士大夫理解和接受。

一般认为，“个人”作为现代政治语汇，是1884年在日本定名，然后由日本传入中国。姑且不论真实过程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应注意到，在individual定名为“个人”之前，中国已用形形色色的词来翻译它了。普遍用于表达个人观念的，除上面提到的“人”（“人人”）之外，还有“私”、“己”（“小己”）、“独”和“个人”等，加上偶尔使用的其他译名，五花八门，总数远在五种以上。“人”在中文里主要含义是指每一个人，“独”意义更多是“独立”、“单独”，所以这两个词的意义与individual比较都有偏差，故不可能流行。在剩下的“己”、“私”和“个人”三个词中，一开始它们是同时使用的。如严复用“小己”，梁启超则较喜欢用“个人”。1902年梁氏明确说“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并在“个人”这个词下注明“谓一个人也”，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的个人权利观念。有趣的是，这个时间正好符合本文一开始引用鲁迅的那段话。

因此，在考察西方个人观念传入中国时，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在1900年后最终是使用“个人”一词，而不是其他术语与individual相对应。它在思想史上有什么意义？本文将考察与individual相对应的“个人”一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起源及演变，进而讨论个人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几种形态。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西方individual观念的起源。

Individual一词来自拉丁文individuus，其本意为不可分割的。波埃修斯（Boethius）在翻译希腊文“原子”一词时，用它来表达单一、特定的不可以进一步分割之实体。但用individual这一指涉“原子”的词汇来描述一个人，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研究指出，这一过程发生在16世纪以后，即西方现代社会诞生之际。这说明，用individual来表达个人观念，起源于寻找社会组织最小单元的过程。

我们知道，不论中西的传统社会，都是由氏族联盟、部族、家族、家庭等更细小的单元组成的。表面上看，只要把组成社会的各部分（如部落、家庭）进一步细分，最后一定会落实到不可以进一步分割的最小单元——一个人。但是，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产生之前，并没有把社会组织看成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观念。这说明，如何规定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取决于人们心目中合理的社会组织蓝图。在不同时代，随着人们对合理社会组织原则理解的不同，对什么是组成社会整体的最小单位，认识可以有很大差异。个人观念的出现与西方现代社会形成的同步，揭示了个人观念起源的第一个前提：它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兴起之时，寻找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单位时意识到的，即个人观念乃是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一部分。

什么是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分析现代社会产生之前的种种社会组织蓝图，从而梳理出个人观念起源的条件。古希腊社会组织蓝图是城邦，组成城邦的基本单元为公民。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严格给出了公民的定义。城邦被定义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其组织原则规定参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人，不仅是居住在本地的人，他还必须具有理性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在古希腊和罗马社会，唯有公民才具有这种能力。妇女、儿童、奴隶因不具备理性，因此他们不是公民；外乡人及没有居所和足够财产的人，不具备自我立足、独立参与统治之能力，故亦不称为公民。公民被单纯地归为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这样，公民只能是合法而自足的家庭统治者，也就是家长。正如基托（HumphreyD．F.Kitto）所说，古希腊“社会是家庭的聚合，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责任重大的领袖”。他甚至将希腊式“国家”泛称为一个由男性亲属组成的集团。

可见，根据古希腊社会组织蓝图找到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家庭内部属于私人领域，其组织方式不属于古希腊城邦（或共和国）组织原则的描述范围；公民作为家庭代表参与公共活动组成城邦，意味着从私人领域步入一个和私人事务无关的政治领域。公民没有从公共（政治）领域撤退的权利，一旦离开公共领域，公民就没有意义。换言之，古希腊和罗马之所以没有或不需要个人观念，是因为家庭内部组织在公共事务中不具正当性。以这种社会组织原则寻找最小单元时，是不可能发现个人的存在的。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家庭内部组织及其事务具有正当性，就可以产生个人观念呢？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如果将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蓝图和古希腊对比，可以得到个人观念诞生条件更为准确的描绘。和古希腊社会组织蓝图类似，儒学也认为只有少数精英可以参与政治统治，他们亦有自己的名称，那就是“君子”。但是，同样是作为家族（家庭）的代表，君子与公民有极大差别。古希腊的家庭与城邦被划分为两个不同领域，家庭内部关系不属于社会组织原则。相反，儒学把国家的组织原则看成是与家族（家庭）组织原则同构；家庭虽在领域上属于非公共的部分，但儒学把孝这种属于私领域的父子伦理关系，推广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这就是对皇帝的忠，它在领域上也属于“公”，即把一个个家族凝聚成大一统帝国。

既然家族属于儒学社会组织蓝图，为什么对国家的组成部分——家族（家庭）的进一步划分，却找不到个人呢？关键在于，儒家伦理打通了公私两个领域的价值，并规定了尊卑的伦常等级秩序，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伦常等级网中而不能独立出来；组成社会的是伦常等级，而不是一个个“个人”。例如男子对君称臣，对父称子，对妻称夫，对弟称兄，自称为己。每一个人只有通过伦常等级这张社会关系网，才能将自己定位。在这种结构中描述某一个人，得到的只能是特定关系的称谓，而不可能想象存在平等而独立的个人。反映在语言学上，中国人亲戚关系的称谓是世界各种语言中最为复杂、精密的。早在公元前二至三世纪，《尔雅·释亲》中列出宗族、母党、妻党及婚姻所及之亲属称谓就有八十七个。清代梁章钜的《称谓录》中，辑古今文献中所用亲属称谓达到一千个。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作为道德主体和伦常关系载体的人，并没有作为权利主体和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个人”。根据中国传统社会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个人观念起源的条件，这就是社会有机体的解体，人从道德伦常关系和各种有机的社会联系中解放出来。从观念史来看，这有待于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形成。

——摘自 金观涛 / 刘青峰《观念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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