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封交战文书说起

清高宗《实录》中曾记载过一则逸闻，说这天乾隆皇帝正在审读《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忽然发现其中载有当年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整军南下，横扫江南之前，致南明督军史可法的一封信。乾隆登基后颇留意明末鼎革期关键人物的言行史料，他回忆说，自己幼年就听说过这封信，可惜始终未见文字，这次有机会展读原文，自然十分惊喜，颇觉满足了幼年对先辈英雄传奇的仰慕情愫。谈到观感，乾隆不禁赞叹摄政王的行文揭示了“大义”和“正理”，其中还熟用了古代著名的《春秋》笔法，斥责南明政权苟且偏安的弊端，大显“旨正词严”的磅礴锐气。

在这份文献中，还提到史可法曾遣人回书，可惜只简单记载说信内“语多不屈”，却没有透露信的具体内容。乾隆帝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史可法提军扬州，辅佐南明的身份，让宫廷史官担心信中之言可能触犯忌讳，引起帝王的猜疑和不悦，故弃而不录。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一度对此念念不忘。在后来发布的上谕中，乾隆帝特别提示说，史可法虽是明臣，其不屈表现却是正确的行为，他质问道：如果对史可法的言论弃而不载，那不就辜负了忠臣之心了吗？如此疏忽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后人将不知道史可法到底说了些什么，必定怀疑他说了一番不该说的话而心生反感。

皇帝既然发话要看这段文字，官员自然不敢怠慢，儒臣先是到处忙碌地在各种书市和藏书家中寻觅物色，却始终没有发现此信的踪迹，最后还是遍翻内阁书库后才终于找到原件。面对搜寻不易得来的这段文字，乾隆用了“卒读一再”四个字自述其心情，接着不免又在感慨欷歔一番“可法孤忠”，南明皇帝“福王不慧”之后，表达了自己对“忠义”的理解。他看到的是史可法虽对睿亲王多尔衮有心折钦敬之意，却终因是明朝臣子，为尊崇明朝正统不得不勉强摆出一副强词申辩的姿态，这是不应为他避讳的。

不难看出，乾隆已在有意淡化把“忠义”理解为敌对朝代“各为其主”的狭窄看法，希望把它构造成具有相对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以作为士人对本朝认同的心理基础，这确是个不小的转变。

“忠义”言行作为旧朝维系正统的精神基石之一，在明末清初的鼎革时期，仍是区分忠逆敌我最为明显的界分标志。晚明义士的忠节赴死，舍生取义之举，一度成为满人夺取天下的最大心理障碍。乾隆帝对史可法忠节行为评价的改变，喻示着新朝自信心的飙然提升。因为南明政权的迅速坍塌，虽昭示了明代忠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忠烈可嘉，却也验证了那些殉死义士的拘泥可哀，恰说明他们做出的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映衬出的是大清国统治日趋合法的趋向。对亡国忠义之士的昭雪，反而有可能变成新朝建立自身正统性的一个有利步骤。乾隆对旧朝忠义的新解，其实也开启了新朝构造“正统观”的序幕。

那么，这封让乾隆帝魂牵梦绕，感叹不已的史可法答书中到底有何惊人之语呢？睿亲王多尔衮的致书中又有何“旨正词严”之处让当今圣上感佩莫名呢？

其实，在乾隆帝的眼里，这两封书信绝不止单纯具有敌垒双方刺探对方态度的军事战书性质，而是涉及交战双方在未来的政权形态中谁更拥有合法性的大关节大是非问题。一方是维系旧统，一方是创建新统，肃杀暗战之气弥漫在文字之间，说明争夺正统之意在言辞激辩的心理较量中业已徐徐展开。

双方心理暗战的核心聚焦于对《春秋》大义的理解上面。多尔衮致书中多从“尊王讨贼”的角度理解《春秋》的旨趣，而有意回避了《春秋》中包含的“攘夷”之义。他发现在《春秋》的记载中，凡遇到“有贼不讨”之事，那么君主去世后不能写“葬”，新君登基不能写“即位”，这样严肃地书写历史可以防止“乱臣贼子”不守规矩。多尔衮的意思是满人入关是代明朝讨贼而来，其延续正统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故特别强调入京之后对明朝旧室的尊崇，说“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对明朝旧部也多加礼遇。即使兵锋所指，所谓“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也是为恢复明朝大一统之旧有格局。显示“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的决心。他反过来指责南明政权的建立是“苟安旦夕”，实际上是“聊慕虚名，顿忘实害”，承担不起恢复明朝一统的责任。这段话显然对自己身居塞外的“夷狄”身份有所忌讳，故意回避了《春秋》中“攘夷”的一层意思，而是笼统摄取了“尊王”一统的涵义，以为入继大统的依据。

史可法的回信虽也借用的是《春秋》笔法，却多依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中的“春秋观”作为蓝本，大张其“攘夷”之旨。朱熹的著作撰于南宋困守江南之时，与南明偏安的残破格局颇有相似之处，所以在标举正统的意思时，都讳言一统局面的阙失，而刻意突出《春秋》对种族界限的严格强调，在史可法的回信中，这样的表述同样显得义正而辞严。

史可法回信举出了不少历史上虽处偏安之局却被奉为正统的政权例子，作为南明承续“正统”的理由。其中就包括：“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宗蒙尘，宋高缵统”等等一些地处偏安之域却被正统观念所认可的政权。特别是三国的蜀国与南宋的高宗所拥有的地理空间和南明当时的割据状态有相似之处。这些政权都“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可朱熹并没有斥责他们是私立名号，均给予了正统的称谓。

至于满人入关，如果站在明朝的立场上看，应该属于“借师助剿”，算是有例可循，应在《春秋》大义许可的范围以内，可是如果贸然越过此界限，借机篡夺王位，则实属僭越大逆之举。出于文书往来的礼貌，史可法措辞相对隐晦和缓，虽未明指满人即为“蛮夷”，却在列举历往华夏与北方种族的交往历史时，不时影射清人行为的不当。比如他就举了契丹和宋代的关系，说契丹不过是“岁输以金缯”，贪恋的是金钱财物，又说到当年回纥帮助唐朝，并没有对唐朝领土构成威胁。有这些历史先例做论据，史可法才敢对多尔衮发出如下的警告：“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已暗示满人不可僭越《春秋》对“夷夏之别”规定的界限。

可见多尔衮与史可法来往文书对《春秋》笔法中有关“尊王攘夷”、“大一统”之义的认知存在重大歧义，才导致双方笔底波澜中暗藏不可调和的较量。其实细品两函，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各按所需，撷取《春秋》古意的不同层面大加发挥，以达有利于己之目的。多尔衮多取《春秋》中“大一统”之义，此义多关心疆域土地即广大“空间”的伸展和占有，以此为标准确认自己拥有正统地位。史可法则独取《春秋》中的“攘夷”旨趣，凸现种族之别拥有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足以在树立王朝的合法性方面具有绝对意义，依据的是基于族群优越感之上的对汉族文化的自信。

比较《春秋》的这两层涵义，“攘夷”被突出出来的时间相对较晚，是南宋以后形成的历史观，却直接支配着明代士人对正统的理解，并渗透到了明朝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清人取“尊王讨贼”之义，其目的显然是想淡化自己的蛮夷身份，却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完全不足以和明人的《春秋》观相抗衡，这可以在多尔衮与史可法来往文书的语气和气势上比较出来。多尔衮虽标榜举义助剿，但仍有挟兵力之威，炫耀暴力的成分；史可法虽兵馁地窄，语气显露出来的却是秉承道义的凛凛之威。口气中宣示的是，按《春秋》大义，南明政权虽拥有不了广大的土地，却一样可以拥有道德的支配权，这是南宋士人给史可法们遗留下来的重要精神遗产，使他们多少在亡国之际还据有一份心理优越感。这份优越感却如紧箍咒般困扰着清初的帝王，使他们不得安宁。像乾隆等清初帝王未必没有意识到这点，故自然会罄尽全力，力求打破前朝禁锢在他们头上的这一魔咒。

——摘自 杨念群 《何处是江南》

购买本书请点击阅读原文

投稿邮箱：admin@zdic.net

汉典主站：www.zdic.net

汉典论坛：bbs.zdic.net

汉典手机站：m.zdi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