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面面观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曾经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兴奋、欢乐与期待，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指日可待。但曾几何时，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祭天祀孔，独裁称帝，革命成果连同革命志士都淹没在血泊之中，旧势力的卷土重来与社会之黑暗较诸清末有过之无不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一次又一次反抗斗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人们不能不陷于悲观失望之中。“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这是革命烈士宁调元被捕入狱后的悲愤之作，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革命者共同的心态。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外学者的论析车载斗量，可以列出十条、百条。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旧的传统势力太大，离异的力量太弱，而回归的力量则太强。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长期流亡海外，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生活、学习与思考的革命者，一旦回归故土就立刻为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同时又必然承受传统文化惰力的沉重负荷。因为魅力总是与惰力交织在一起，而有些魅力就存在于惰力之中。勇猛刚强如黄兴，可以率两百壮士厮杀南疆，视成千上万敌人如草芥，但回国后“骤与立宪派遇，即歉然自以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于建设”。因此，他对于具有较深传统文化素养的立宪派人物持亲近与谦抑态度，不仅“引进张、汤（张謇、汤寿潜）为收搢绅之望”，并且延揽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以争取更多的助力。胡汉民曾据此以批评黄兴政见“日以右倾”，但这绝不应仅仅看做是黄兴个人的政治转向，而是表明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对许多革命精英都产生了潜在而又深刻的影响。1912年10月，孙中山在漫游燕、晋、齐、鲁回到上海以后，曾经发表此行观感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须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他不仅看到中国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还深深感受到旧传统势力的强大，而新历旧历并用的比喻则无非是说明一切革命必须考虑到社会心理的承受力，必须在新旧之间谋求某种平衡乃至妥协。因此，他把政权让给袁世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对于曾经受过系统西方教育并且长期流亡于海外的孙中山来说，回归祖国就意味着大幅度回归传统文化的开始。

回归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又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形态，因此有必要认真加以探析研究。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尽管千差万别，但也往往包含许多相近乃至相通、至少是可以相互得到印证的道理。

人类则有“回归心理”。据医生说，这种过分迷恋往事的心理现象，属于精神上与心理上的病态。根据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呈现“回归心理”现象者，老年女性多于老年男性，文化偏低、心胸狭窄、性格内向的人，多于文化较高、思想开朗、性格外向的人。

如果放开来说，古老的、封闭的、落后的文明，其“回归心理”的表现必然多于年轻的、开放的、先进的文明。越是落后且在竞争中遭到挫折与失败的文明，就越是习惯于从陈旧的回忆中寻找昔日的光荣，以此作为心理上的补偿。

当然，情况也不完全如此，即使在当今发达国家，文化回归现象也时有发生，人们称之为“现代怀旧”。1988年初，《巴黎竞赛画报》曾刊登《1987年是怀旧的一年》一文，大意是：旧时的东西又复盛行，人们跳起了60年代的邦巴舞，电影院放映早期影片时座无虚席，女人戴上过时的小帽，古老的小汽车成为无价的收藏品，老式的家具从仓库里取出来重新使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往的作家……文章说：“这种怀旧不同于以往。现代的怀旧不是悔恨、伤感、消沉的怀旧，而是肯定、挑战、带有一点挑衅、充满温情的怀旧。这种怀旧犹如一种复制：人们选择一个时代，犹如选择一个复制品一样。”“现代的怀旧，就是一种新的青春。过去的怀旧是一种衰老感，而今天的怀旧是一种复兴和复活——恢复青春的方法。”此文作者似乎是用过分乐观的笔调来描述今日西方的“现代怀旧”，其实这也包含着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厌倦，以返回往昔以至返归自然来缓解过于紧张的现实生活的压迫感。而回归东方式的新儒学的鼓吹，则显然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适用部分来填补西方精神世界的贫乏与空虚。

文化回归现象确实千差万别，但本书只能把探讨的范围确定在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的中国。

回归总是发生在离异之后，没有离异就没有回归，或者说回归就缺少存在的前提。19世纪60年代以前，在中国基本上就没有文化回归的现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现的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离异实乃微乎其微，以致很难引起众多的注意。60年代以后，随着维新思想的发展与洋务事业的兴办，出现了同传统文化比较明显的离异。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已经引起旧势力比较强烈的反应，围绕着同文馆与修建铁路的争论，就是离异引发回归、回归阻止离异的具体表现。但是，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更为强烈的回归现象，则是出现在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全面展开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反对维新变法的急先锋正是礼部的一些负责官员，其攻击立论之一就是：“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地方上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是维新先驱最为集中的湖南，这又说明离异力越大，回归的反作用力越大，而岳麓书院则是围剿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等维新势力的守旧派巢穴。书院院长王先谦及叶德辉等顽固士绅，攻击梁启超等“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时务学堂的学生“他日年长学成，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人之不幸矣”。顽固势力自称是：“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南学会会长皮锡瑞，由于其子嘉佑曾作《醒世之歌》，内有“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等语，在旧势力的围攻下只得走避江西。在魏源的家乡邵阳，守旧士绅竟以“乱民”名义将当地南学会会长樊锥驱逐出境，并且在各处张贴“罪榜”，指责樊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由慈禧太后亲自决定的结束变法的政变，正是集中反映了众多守旧势力对于维新变法的全面反动。

政变以后，一切复旧，杀死“六君子”，并缉拿康、梁，严查、销毁康有为所有著作。清廷的诏谕号召全国：“际兹邪说暴行之繁兴，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这股反动的潮流愈演愈烈，一直发展成为利用义和团全面排外的庚子事变。例如反对变法最烈的刚毅，也就是庚子时期力主排外的头面人物。他曾反对裁减绿营和改用西法练军，仍旧认为“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申屈弗灵，必非我敌”。另一个从反对变法到力主排外的顽固派大臣徐桐，则是一贯反对洋务的倭仁的门生。他“深恶外人，尤恶谈外务者”；门人有言新政者即不许入谒，甚至“削弟子籍”。庚子事变发生，他竟以为“洋人且灭矣”，更加洋洋自得。结果却是八国联军攻入京师，他愤而自杀，成为陈腐道统的殉葬品。

义和团本来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与瓜分中国的正义斗争，但却被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利用引导到全面守旧排外的错误道路，小生产者的愚昧落后也因此暴露无遗，整个运动遂表现为十分扭曲怪异的形式。当年有革命者早已看出这一问题，他们说：“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点而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事，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妒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所谓“两盲同意，二聋联盟”，尽管模糊了阶级区别并含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偏见，但确实颇为形象地说明了顽固派如何利用农民落后思想，把义和团运动引入失败的歧途，终至酿成一场历史大悲剧。

如果说，慈禧太后的政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庚子事变，是对于戊戌变法的全面反动，那么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逆流则是对于辛亥革命的全面反动。

民国建立以后，全国各地确实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民族生气又复有所振作。但是，在顽固守旧势力看来，这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和灾难。他们哀叹“邪说流行，堤防尽决”，“三纲沦，九法，千圣百王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复几希之存”。他们不肯剪辫，尊孔读经，煽起一股又一股复古风潮。他们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和，认为民主体制不适用于中国，一切灾祸混乱都来源于君主制的倾覆。他们公开宣称：“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帝国最正，历朝德泽论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他们把帝制与尊孔联为一体，宣称：“惟今者共和政体大变，政府未定为国教，经传不立于学官，庙祀不奉于有司……夫民既不敢奉，而国又废之，于是经传道息，俎豆礼废，拜跪不行，衿缨并绝，则孔子之大道，一旦扫地，耗矣，哀哉！”而发出如此陈腐论调的并非别人，乃是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另一维新思想先驱严复，也在1913年公开提倡读经，反对“荒经蔑古”。他说：“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即如辛壬以来之事，岂非《易传》汤武顺天应人与《礼运》大同、《孟子》君重民轻诸大义为之据依，而后有民国之发现者耶！顾此犹自大者言之，至于民生风俗日用常行事，其中彝训格言，尤关至要。举凡五洲宗教，所称天而行之教诫哲学，征诸历史，深权利害之所折中，吾人求诸六经，则大抵皆圣人所早发者……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群经之中，莫有合者。彼西人之成俗之国，固不必则吾之古，称吾之先，然其意事必与吾之经法暗合，而后可以利行，可以久大。盖经之道大而精有如此者。”1921年10月，这位瘉壄老人在遗嘱中还谆谆教导子女：“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余则前哲嘉言懿行，载在典策，可自择之，吾不能觎缕耳”。从倾慕西哲之言，到尊经返古，事事时时处处必以中国圣贤经典为依据，凡是合乎经义者可行，凡是不合经义者必不可行，于此可见传统文化回归力量之强。

与这种思想上的倒退相伴随，民国初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复辟逆流，终于导致袁世凯炮制的洪宪帝制与张勋等发动的丁巳复辟，而辛亥革命有限的胜利成果也就逐渐消失殆尽。

上述此类回归，属于历史上的反动，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但是人类社会现象总是极为复杂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并非仅此一种，也还有包含着进步内容的回归，甚至就是作为社会进步表现形式的回归。后一种回归，当然与前一种回归有很大的差别。

1868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见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是联系着的。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带普遍性的情况，我把它也称为回归，当然是区别于前面所谈到的全属反动的另一种回归，即有进步性的回归。爱作历史玄想的汤因比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些现象的两重性，他把前者称为“回归过去的反动”，而把后者（他谑称之为“开倒车”）的努力动机，归之于“来自争取特殊表现和文化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要求”。他特别提到，“日本人竭力复活其所固有的原始偶像崇拜所谓神道教，又是一种宗教的复古主义”，其动机则在于“要在一个半西方化的‘大社会’里保持它自己的地位，循着西方民族主义的路线力图革新”。日本不仅把神道教定为国教，而且还把维新变法称为王政复古。明治维新初期，“脱亚入欧论”盛行一时，当政者决心“在亚洲造成一个与泰西文明情同手足的兄弟之邦”。外务卿井上馨等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兴建“鹿鸣馆”，经常举办西洋式舞会以博取外国人欢心，因此被称为“鹿鸣馆”外交。甚至连享有“东方卢梭”美誉的中江兆民，也对这种“崇外卑内主义”的流行表示忧虑，认为不可一切模仿西方。由于面临着西方近代文明强有力的冲击，害怕丧失固有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有增无已，所以“和魂洋才”主张仍然颇有影响。国学派的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极力宣扬“日本主义”，提倡保全国粹。甚至到1890年，明治天皇亲颁的《教育敕语》还规定：“国家、天皇和道德的根源已成一体，应以对天皇忠、对父母孝为道德的根本。”可见，即使在向西方学习极有成效的日本，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我们不妨把眼光转向近代文明始创的西欧，看看那里的民族是如何走出所谓千年黑暗的中世纪野蛮，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新东西”。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新的社会力量的知识界代表，为了与中世纪的旧制度、旧观念决裂，曾经不得不向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汲取精神力量。他们不仅通过世界的发现达到人的发现，并且向那些用羊皮纸抄写的陈旧希腊文、拉丁文经典，向那些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甚至向那些古代遗址的断壁残垣，寻求建设新社会的思想与激情。这些近世文明的先驱者，已经把仿效古典文化当做一种时尚。他们不仅以西塞罗、普林尼作为楷模而勤勉地学习书写拉丁文信札，直至连每一次演讲都仿佛是古罗马元老院雄辩家们的幽远回声。人们给子女改取希腊、拉丁名字，借以表明对古代世界的热情压倒对于宗教圣徒的虔诚，这是一种古典的声音与新的意义的糅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在新的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回归古典文化的热潮，反而促使地中海沿岸成为抚育资产阶级文明的摇篮。

让我们再把眼光转向邻近中国的沙皇俄国。彼得大帝用雷厉风行的手段向西方学习，甚至下令剃去胡须并禁止穿俄罗斯旧式长袍，（这种“服装革命”于1851—1875年期间又在日本重演）。此后，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曾经表现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西方主义者代表彼得以来的革新潮流，他们认为想要摆脱俄罗斯的野蛮与落后，就必须全盘西化，特别是认真仿效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为了表明与旧传统的决裂，他们使用了极为偏激的语言，甚至认为俄罗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一直只起玷污作用，从未做过任何贡献。当然这不免严重地伤害了许多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于是又产生了与西方主义相对立的斯拉夫主义一派。斯拉夫主义者自命为俄罗斯历史遗产的卫士，他们主张尽量发掘民族固有的美德，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西方影响对俄罗斯文化的腐蚀。不过斯拉夫主义者并不反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西方主义者没有根本分歧。

我们再把眼光回到20世纪初年的中国。1905年以后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与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日本的国学派颇为相近。他们并非完全反对向西方近世文明学习，但却害怕中国民族文化可能在西潮冲击下泯灭独立的特质。1906年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说得很清楚：“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族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上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自称其宗旨是：“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种性”就是民族主义，也就是被当时革命派认为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

国粹主义者把自己的振兴国学比拟为西方的文艺复兴，他们也以极大的热情“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新东西”。他们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努力发掘并宣扬那些曾经在几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兴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方面的各种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觉醒和爱国心。

他们从古老的传说中借取黄帝的形象，并且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增进内部的凝聚力。早在1903年夏天，刘师培即发表《黄帝纪元说》一文，力主以黄帝纪元来取代清朝正朔。他认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他毫不讳言这是学习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与此同时，《江苏》杂志第三期刊登了“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录刊行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广泛流传的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也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并且较早地刊登了黄帝肖像。1905年宋教仁即将此像采用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黄节也在《国粹学报》连载《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年”之说。宋教仁为黄帝像题词：“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帝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祖。”正好抒发了当时人们对于共同祖先的景仰与缅怀。

此外，当年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历史，或整理国学，或研究语言，或探讨制度，或品评人物，目的都是反对一味迷醉于欧风美雨的崇外思想，激发“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他们大声疾呼：“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回归往往走得太远，有些人甚至陷于故纸堆中不能自拔。譬如说什么“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归墟。”个别人干脆把国学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等同起来，复兴古学就是复兴孔学。这些论调几乎已经回复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且淡化乃至混淆了新学与旧学之间的界限。所以，有的旧派分子竟把国粹主义派创办的《国粹学报》引为同调，写诗称赞说：“神州日黯晦，道义久消沉；不有真英杰，何堪支古今。新潮漫大陆，故国发哀音；礼乐先王事，儒生共此心。”对于那些有志于倡导20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革命党人来说，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汤因比有一段很深刻的议论：“复古主义者之所以受人非难，便在于他的企图的本性永远是要调停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之不能并立，正是复古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内在的弱点。我们可以说，复古主义者无异立足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管他向哪一边走去，都将找不到出路。如果他只顾恢复过去而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的激流势必将他的脆弱的机制冲得粉碎。相反的，如果他要把怀古之幽情从属于改造现在的事业，那么复古主义便将证明是一种骗局。”国粹主义派也是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他们主观上想与自己的民族一起进入20世纪，但传统的幽灵则胡搅蛮缠地把他们拉向古老的往昔。更为可悲的是，鼓动革命风潮的“排满”口号本来就来源于传统的“夷夏之辨”，这个口号的风靡一时使国粹主义者得意忘形，所以毫未觉察自己难以克服的内在弱点。及至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这种回归趋向更有所发展，特别是表现在道德观念方面。

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最为稳定的层次之一，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成为民族与国家的强大凝聚力。西潮东渐对于传统文化的强大冲击，最为令人焦虑的正是在于道德观念方面，因为它可能极大地削弱传统精神支柱，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考察民国初年社会情况之前，先了解一下明治维新初期的情况也许是必要的。根据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的记述：“日本和欧美各国，互相交际往来，把这些国家的货物，以及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服装一起传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固有文化，陡然烟消云散，整个国家一起闯进了新的世界。”结果便是惟利是图，损人利己，骄奢淫逸，道德沉沦，以致“教育家、社会事业家、政治家，一开口没有不谈论腐化堕落问题”。于是主张恢复神道教者有之，主张弘扬儒学者有之，主张推广佛教者亦有之。众说纷纭，歧见迭出，但谋求恢复固有道德之用心则一，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亦同。另一位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述：“有些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现代人行为轻薄，而归罪于‘忘古’二字，重新提倡大义名分企图复古。为此，他们开始研究这方面的学问，从古昔的神祇寻求证据，提倡‘国体论’，企图以此来挽救人心，这就是所谓‘皇学派’。”此外，“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则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但是这些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一个成效，同时以后也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慨叹！”

民国初年的社会情况，与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人所讲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颇有类似之处。由于旧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新的道德观念又未确立与普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同盟会骨干以及其他军政官员腐化现象日渐增多，社会上要求注意道德品格乃至公开要求恢复固有道德的呼声日益高涨。胡汉民曾回忆说：“时各省军人往来苏沪者，颇纵情声色，以为英雄本色。当尔剪发易服，而社会渐趋奢侈，政客之猎官热亦骤盛，故精卫与吴、蔡、李（指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引者）诸人思力矫之，‘进德会’、‘六不会’皆由此起。”湖北革命党人潘康时讲得更为沉重：“戴国民党之假面具者，朝进党而暮脱党，一人一日数变，朝秦暮楚，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卖票卖脱党、卖不出席，皆有定价。狡诈阴险，曲尽其妙。新式交易所，实所罕见，令人笑则笑大口，哭则哭断肠，卒致令人哭笑不得。”这些慨叹与呼吁必然要对孙中山有所影响，作为具有高度使命感的革命领袖，他不能不谋求补救之道。

早在1917年至1919年撰写《建国方略》期间，孙中山在心理建设方面虽然侧重于知难行易学说框架的营筑，但是已经考虑到伦理道德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并且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结为“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于富强，实头头是道也”。1919年10月10月，孙中山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周年，在上海《晨报》发表《八年今日》一文，沉痛指出：“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祸始，则政客实为万恶之魁……惟政客则全为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廉耻尽丧，道德全无，真无可齿于人类者。”如果这里讲的还只限于政治道德，那么到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他在几次演说中即已扩大为整个社会道德与伦理文化。例如，他曾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又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所讲的国族，是传统的家族、宗族的联合体；而所谓“固有道德”则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本来属于伦理范畴却已发展成为一整套政治哲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孙中山对上述道德范畴作过某些新的解释，但基本上未能超越农业宗法社会传统道德体系，这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幅度回归，而且还是发生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彻底的离异与批判的五四运动以后。

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这或许可以作为对于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动态概括，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的一种粗略小结。道路是曲折的，步伐是蹒跚的，何况还肩负着沉重的传统因袭。但我们的民族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仍然从时代、从世界、从自身不断导引新的生命活力。辛亥一代人未能完成的任务，由“五四”一代人来接手承办，而这一代人又是如此朝气蓬勃，充满勇气与信心。在历史新纪元到来之际，李大钊迎着曙光大声呼唤：“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这样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至今仍然字字句句强烈叩击着我们的心弦。

——摘自 章开沅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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