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制造者

路易·梅纳德，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兼画家和发明家，他炮制的一种化学物质珂珞酊据说对摄影术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我注意到梅先生却是因为他的另一项事业：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他写出了埃斯库罗斯现已失传的剧本《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还替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他认为狄德罗应该写这么一篇文章，应该写而没写，梅先生很生气，只好替他写；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该文章还真的就被收进《狄德罗选集》里去了。

梅先生的这一爱好给一个阿根廷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伪造的经典，这成为该少年日后持久冥思的主题——日后，少年成了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纪念梅先生，他写了一篇幽默而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如上所述，梅先生的伪经制造者生涯其实是不成功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窃以为，博尔赫斯还是不够“博”，后来他当上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本来可能在迷宫般的书库中遭遇一册寂寞的中文书，其中记载着一个远为神奇的伪经故事。当然，他不懂中文，即使懂也没用了，上帝和这位狂热的爱书者开了个玩笑：赐给他八十万册图书以及黑暗，他差不多在当上馆长的同时双目失明。

在那个被博尔赫斯错过的中国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公元前8年，刘歆继承父业，主持西汉宫廷的藏书阁，负责校勘群经。

然后，据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描述，正当盛年的刘歆双目亮如灯笼，他焚膏继晷，不吃不睡，左手不释卷，右手不停挥，大群腰酸背疼的书生把如山的简册搬运到他的面前再从他的面前搬走，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作伪工程，其规模之大一百个梅先生加一个博尔赫斯先生都无从想象。

他到底干了什么？康先生告诉我们，这位刘歆，他替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差不多篡改了一遍，比如，为了让我们相信春秋时真有一位名为左丘明的盲人写出了如此这般的一部《左传》，他不得不替老前辈司马迁改文章，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这还不够，据钱玄同先生揭发，为了证明他的赝品来历清楚，刘歆甚至自创了一整套先秦汉字……

——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我替鲁迅和胡适各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我还修改当时和现在的报纸、编造当时和现在人的日记和书信和评论，以至2017年和2117年的人们都相信那确实是鲁先生和胡先生的作品——我的神啊，是我疯了还是讲故事的人疯了还是这个世界全疯了？

康、钱两位先生当然没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刘歆是古往今来头一号的黑客、绝世的超人，那么在他的时代事情并非绝对不可想象：没有纸，没有印刷术，书本来就少，又被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大半，剩下的几乎就是国宝，常常是只有皇宫内院藏着一两册，如果馆长先生愿意，他确实有可能把私货塞进馆藏，宣布那是独存于世的典籍。

而且，康先生和钱先生的指控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从秦到汉，书生们也确实热衷于伪造经典。

遥想秦汉时代，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书生一度是珍稀濒危物种——本来就不多，又被秦始皇活埋了不少，剩下的各自躲在阴暗的角落，喘息着，守一盏如豆孤灯，听天地间大风横行。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像那位姓伏的山东老儒生一样，活着，并且要记住，竭尽全力把被焚毁的典籍记在心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做梅先生——从秦到汉，一两百年间，中国书生们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替他们的古人写书，不署名、无报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朋友，用尽平生所学，在竹简上一字一字地书写，终于，那无名的书生对自己说：就在此刻，又一部伟大的典籍重新出世……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很难确认我们的一些基本典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古老，或者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礼记》写于何时？《管子》是谁写的？《尚书》中哪一篇是古君王的文告，哪一篇是后人的编造？《庄子》中哪些篇章是庄子的作品哪些是后人的手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学问家分成今文和古文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谁真谁假或者谁更真谁更假，而且这种争论照例演变成了比谁道德更高尚，比谁更会讲故事。

到了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出了康与钱两位大师，这两位中，康是讲故事的能手，亲身经历的百日维新都被他自己忽悠得云遮雾绕，而钱先生是五四运动摧枯拉朽的先锋，两位加在一起，学问和想象力和激情均非博尔赫斯能及，讲出的故事撼天动地：刘歆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成功的伪经制造者，造一个大鼓把中国人蒙了两千年，如今真相大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碎裂——康写《新学伪经考》，立意就在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钱更是激进，由怀疑一切到打倒一切，既然连《说文解字》里的古文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索性把汉字废了，改用罗马字母，让时间和文化从现在开始，咱们创造一个如假包换的新世界！

但是，且慢。钱穆先生写了一本《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摆事实、讲道理，老吏断案，一板一眼，最终论定康有为、钱玄同两先生的大故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原来刘歆并非超人，他的同代人也并非傻瓜，即使在两千年前，他也无法完成那超现实的壮举。

——很扫兴。康与钱在讲故事，这另一位钱先生偏要讲道理、讲常识，故事有审美价值，常识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幸亏常识能够捅破故事，我们脚下才有稳定的地面，于是，我现在还是写方块汉字，还在读《左传》《毛诗》，中国人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凭依的背景和来历。

但问题仍在：秦汉书生为何热衷于制造伪经？莫非他们像如今的网上才子那般富于娱乐精神？

我以为，原因就在秦始皇帝。这位被当今的中国人热情讴歌的大人物，功业之一就是焚书坑儒。不要以为皇上这么干仅仅是受不了七嘴八舌，始皇帝岂能和你们单位的小头头一个水平？大人物必有大志，始皇帝的大志是，他要抹去天下人的记忆，让时间、让一切从他开始、从大秦朝开始。他才是真的只手遮天，只可惜天不给他时间，否则这件大事他很可能就真的办成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真的从秦朝开始，没有孔孟，没有老庄，没有《诗经》和《离骚》，一切都不曾有。

劫后余生——余下了几个书生，他们在废墟上力图重拾记忆，重新让人们有一个过去。后人很难体会他们的艰难，那是在大火烧过、大风刮过之后，于灰烬中拣出几片残简，他们只能凭此去追索曾经存在的一切。

这种时刻，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沉默，重新书写。

对此，康和钱不能理解，我认为，他们二位比较理解始皇帝。但对那些沉默的书生们、那些伪经制造者，我怀有最深的敬意。——一千个博尔赫斯也无从想象他们的绝望和他们不灭的信念。

—摘自 李敬泽《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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