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其国”与“保天下”

说到顾炎武（1613—1682），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起他的一段名言，并每每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这段名言就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的这段名言可作如是解：皇帝一家一姓的灭亡，即改朝换代，那只是“亡国”；而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统治者任意鱼肉百姓，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则是“亡天下”。因此，“保其国”是皇帝与官吏的事情；而“保天下”，则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即使是平民百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里，顾炎武显然有意识地将“国”与“天下”相区别，将封建君主一家一姓的兴亡与普天之下仁义道德的存丧相区别，将“其君其臣”的“保国”的责任与“匹夫之贱”的“保天下”的责任相区别。这样“对举成词”的辨析旗帜鲜明，无疑是相当富有启迪性的。

这种“对举成词”，并不是顾炎武的一时偶感，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思维取向。早在顺治二年（1645）的《田功论》中，他就说：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事有策之甚迂，为之甚难，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文集》卷6）

不难看出，在顾炎武的语汇库里，“天下”的概念要大于“国”的概念，所以他才有“天下之国”的说法，也才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著作。所谓“天下”，乃是一个地域概念，指中国、宇内；所谓“国”（或“国家”），则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皇权、朝廷。《日知录》卷13《廉耻》云：“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朝廷”与“天下”对称，也可为证。

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以君臣为本，天下以仁义为本；维系国家的是政治权利，维系天下的则是仁义道德。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的《莱州任氏族谱序》云：“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文集》卷2）《日知录》卷6《肫肫其仁》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

而且，仁义道德既然是“天下之大经”，因而也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存亡。《华阴王氏宗祠记》云：

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呜呼！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余矣！……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文集》卷5）

《日知录》卷13《廉耻》也说：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与顾炎武同时的王夫之（1619—1692），曾经对皇帝的国家兴亡与民众的生死存丧做过区别，说：“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但是，王夫之还仅仅是在“公”“私”之辨的意义上强调皇帝应负的职责，要求皇帝杜绝“一姓”之“私”而关怀“生民”之“公”。顾炎武则更比他向前迈进了一步，明确地将“易姓改号”和“仁义充塞”作了严格的区别：前者仅仅是政治权利的更替，后者则关系到文化价值的维系。

以这一认识为基础，顾炎武赋予了“匹夫”这一主体以“保天下”的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正是有见于此，晚清时人们将顾炎武的上述观点凝练为一句格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然而让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顾炎武对政治意义上的“易姓改号”和文化意义上的“仁义充塞”所做的严格区别。因为这种区别透示出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价值观念的新变：他们把文化价值剥离于政治价值之外，甚至凌驾于政治价值之上，而不是像有明一代士大夫相因成习的那样，将政治价值等同于文化价值，甚至以政治价值取代文化价值。顾炎武的这种价值观念，遥远地接续着先秦诸子区别“治统”和“道统”，认为“治统”外于“道统”，高于“道统”，重于“道统”的文化思想。

顾炎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清醒地看到，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措施、社会风俗，这些“上层建筑”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变革的，因此这种变革也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至于以仁义为表征的道德文化，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是不应该随意变革的，更不应该任意践踏；如果有所变革或有所践踏，那将不可以容忍，更不可以接受。《日知录》卷7《子张问十世》云：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

割裂“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以便对它们分别考察，分别对待，这正是顾炎武独特的致思理路和文化策略。这种致思理路和文化策略，虽然流于“机械”，但却相当契合明清易代的政治变迁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面对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政治剧变，普通的士夫和百姓势单力薄，只能徒唤奈何；他们唯一能做到的，便只能是聚集内在的精神能量，维系传统的文化价值。这种致思理路和文化策略也相当契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人始终相信，在千变万化的自然和社会之外、之上，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精神价值、理想信仰，足以作为人们与自然运转、社会变迁相抗衡的精神支柱。

实际上，这种致思理路和文化策略也的确揭示出一个真理：人之所以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自有其生生不已的精神本体和文化价值。顾炎武曾经用极为传统的语汇表述出这样的思想：

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日知录》卷6《顾諟天之明命》）

这种“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的精神本体和文化价值，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然褪色的，更不会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消失殆尽，它是永生的，也是永恒的。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顾炎武在《与人书七》中说：“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文集》卷4）

—— 摘自郭英德《探寻中国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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