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指向”对汉语复杂语义结构关系的解释作用

“语义指向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揭示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不一致性，即指出句法成分之间在语义上的各种不同的联系。具体说，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一是可以解释其他方法不能分化的歧义句式。前面说语义指向中有一类是“多指歧义关系”，反过来说就是歧义结构中有些是由“多指”造成的，这种歧义有时用其他方法无法分化，必须通过结构成分的不同语义指向关系来解释。这就是语义指向分析的一个作用。例如：

（5）a．老王有一个女儿，很满足。

b．老王有一个女儿，很漂亮。

c．老王有一个女儿，很骄傲。

（6）a．老王在抽屉里逮住了蟑螂。

b．老王在飞机上看到了大海。

c．老王在房顶上发现了敌人。

上面（5）和（6）各自的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都是一样的。而且表面上看各自前面两句，即（5a/b）（6a/b），并没有歧义：（5a）肯定是“老王很满足”，不是“女儿很满足”，（5b）肯定是“女儿很漂亮”，不是“老王很漂亮”；（6a）肯定是“蟑螂在抽屉里”，不是“老王在抽屉里”，（6b）肯定是“老王在飞机上”，不是“大海在飞机上”。但最后一句即（5c）（6c）中句法成分的语义指向就不清楚了：（5c）既可能是“老王骄傲”，也可能是“女儿骄傲”；（6c）既可能是“老王在房顶上（敌人不在房顶上）”，也可能是“敌人在房顶上（老王不在房顶上）”，甚至可能是“老王和敌人都在房顶上”。这样回过头来看前两句就会发现，实际上（5）（6）所有例句都有歧义，只不过最后一句歧义比较明显罢了。这就说明，不但必须通过语义指向分析分化（5c）（6c）的不同意义，也需要通过语义指向分析说明为什么（5a/b）（6a/b）感觉不到歧义，或者说为什么前两句中的语义指向比较明确。事实上无论语义指向明确或语义指向不明确的哪一种情况，都必须依靠语义指向分析才可能加以分化和解释。

二是可以解释某些句法结构的语法意义。汉语中有些结构表面上理解起来没有问题，但其中特定的意义也需要借助语义指向分析来解释。这是语义指向分析的另一个作用。例如：

（7）a．礼物我收到了不少。/香烟我只抽万宝路。

b．自行车我换了链条。/这本书我撕了封面。

c．电器我只买进口的。/穿的我最在意衬衣。

d．大城市我喜欢上海。/歌星我最迷谢霆锋。

上面（7）在理解上都不会有问题，但仔细想想又不那么简单。（7）各例动词两边都有一个可以受动词支配的名词，如（7a）“收到礼物/收到不少”，“抽香烟/抽万宝路”，（7b）“换自行车/换链条”“撕书/撕封面”，（7c）“买电器/买进口的”“在意穿的/在意衬衣”，（7d）“喜欢大城市/喜欢上海”“迷歌星/迷谢霆锋”。而这两个名词成分实际上是一个名词词组分裂成同样是名词性成分的两半，只是分裂后哪一半在前哪一半在后却不一定：（7a）“不少礼物”“万宝路香烟”是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7b）“自行车链条”“这本书封面”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7c）“进口的电器”“穿的衬衣”中“的字词组”和中心语都既可在前也可在后；（7d）“大城市上海”“歌星谢霆锋”中同位成分也是一半在前一半在后。既然这两个名词都可以受动词支配，那为什么动词两边的名词成分有的是原来名词词组的中心语，有的是原来名词词组的修饰语，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分裂出现在动词两边的名词在论元角色上都是动词的“受事（客体）”（所以都能受动词支配），而在这种情况下动词就一定指向语义所指范围小的那一半：（7a）是“数量/性质+整体”名词词组分裂，语义所指范围小的就是修饰语，动词指向修饰语；（7b）是“整体+部分”名词词组分裂，语义所指范围小的就是中心语，动词指向中心语。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两个论元语义相同的名词分别出现在动词的两边，只能是语义所指范围小的那一半在动词后边，语义所指范围大的那一半跑到动词前边，这样动词就永远指向动词后边那一半成分。这同样也能解释（7c/d）的情况：因为（7c）中的“的字词组”和（7d）中的同位词组，也一定是出现在动词后边成分的语义所指范围变得小一些。正是由于动词对相同语义类名词成分的这种指向限定作用，才使得（7）这样的句子凸显了动词和某个名词成分具有更严格的支配关系。

三是可以解释某些句法结构形式的变换条件。汉语中有些结构变换形式的允准和限制条件有时也需要通过语义指向来解释。这是语义指向分析的又一个作用。例如：

（8）a1．老王喝光了酒。

→a2．老王把酒喝光了。

→a3．∗这瓶酒就把老王喝光了。

b1．老王喝醉了酒。

→b2．∗老王把酒喝醉了。

→b3．这点酒就把老王喝醉了。

（9）a1．小姑娘唱红了。

→a2．这首歌唱红了小姑娘。

→a3．这首歌把小姑娘唱红了。

b1．这首歌唱红了。

→b2．小姑娘唱红了这首歌。

→b3．小姑娘把这首歌唱红了。

上面（8）和（9）看上去是差不多的结构，但是结构变换的情况就不一样。（8a1）和（8b1）的结构形式似乎一模一样，即都是“（主语）+动补结构带宾语”。按照一般说法，“把字句”就是让宾语移位到动词前，再加上“把”就行了。可是这组例子说明，实际上只有（8a1）可以让宾语“酒”跑到“把”后构成（8a2），构成（8b2）就不行；反过来（8b1）倒反而可以让主语“老王”跑到“把”后构成（8b3），构成（8a3）就不行。其实这其中的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即什么样的成分可以进入“把”后构成“把字句”，取决于补语形容词跟主语或宾语的语义指向关系，只有补语与什么成分联系，什么成分才能跑到“把”后边构成“把字句”。如（8a）是“酒光”，不是“老王光”，所以才可以“把酒喝光”；（8b）是“老王醉”，不是“酒醉”，所以才可以“把老王喝醉”。那又为什么（9）两句不管怎么变化，如（9a2/b2）加上宾语“小姑娘”或“这首歌”，或者（9a3/b3）让宾语“小姑娘”或“这首歌”跑到“把”后构成“把字句”，甚至直接让（9a1/b1）中的主语“小姑娘”或“这首歌”跑到“把”后构成“把字句”，句子都能成立呢？其中的原因仍然是补语与什么成分相联系，什么成分就能跑到“把”后边构成“把字句”。如可以“小姑娘红”，所以就可以“把小姑娘唱红”；也可以“这首歌红”，所以也就可以“把这首歌唱红”。上面这种通过语义指向分析得到的结论，不但证明过去所谓“把字句”是通过“宾语前置”构造形成的说法不准确，而且也解决了“把字句”研究中这种令人困惑的难题。

——摘自陆俭明 / 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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