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假装彼此了解

那是凌晨4点钟，我在一位中国朋友的陪同下，正从杭州赶往上海浦东机场。为了能让我及时到达，他可能两点半就起床了。他打算陪我去机场，我说真的没必要，我认识机场的路，而且司机也去过好多次了。“我一定得去，这是我的荣幸”，他一再坚持。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机场送别美国朋友们时的情形。如果是男性朋友，我会把他们丢在机场门口，说“嗨，伙计，旅途愉快”；当然他们也会这么对我。但是中国人不仅会陪你到机场，还会把你送到安检门口，一直挥手告别、拍照，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是我太没礼貌了吗？还是中国人有强迫症，或责任感所使？也许两者都不是，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罢了。在一个文化中被视为粗鲁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中却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些研究者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文化已被植入人的大脑，并变成一部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Kitayama& Uskul，2011）。因此，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思考，其差异不是细枝末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对方。美国人通常不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好奇，普通中国人传统上也没有太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们是如此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让中国人和美国人观察一些照片，并问他们看到了什么。结果是，中国人声称看到的是海洋环境，而美国人则看到了一条鱼。美国人会快速分类，而中国人的观察更加辨证（Nesbitt，2003）。中国人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美国人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美国人看到了一张图的“主题”，而中国人看到的则是全体。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写道：“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在消失，然后我会告诉你你是谁”（Merwin，1963）。中国佛教协会的慈济告诉我们，“我们想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如果我们思考方式不同，如果我们看到不同的事物出现和消失，那么，我们便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因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革命半个世纪后，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anderDe Tocqueville）在亲临美国后领悟到了美国的本质。他写道：

“美国人建立组织以便提供娱乐活动，建神学院、建旅馆、造教堂、传播书籍、将传教士派遣到对跖点；同样的，他们建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如果想要通过榜样来教授一些真理或者激发一些感触的话，他们就会组建一个社团。在新兴行业的领导位置上，在法国，你看到的是政府，在英国，你看到的是一个地位极高的人，而在美国，你看到的是一个协会。”

托克维尔说，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一样，不同个体之间用来打发时间的方式差异很大。尽管从社会意义而言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他们的观点和品味并不相同，因此，他们被分成了许多小的私人团体。中国没有类似的市民社会。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普遍相信，人类是可以不断完善的——人类个性是没有限制的。带着对人类社会平等和自由的信任，美国人在物质和道德上不受限制地改善自己——他们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错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会很自然地让人类追求完美的空间变得很窄，而民主国家则会不合理地扩展。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这个观念在中国并不那么流行。因此，通常，中国人认为人的健康就应该包括进入平衡和走出平衡。人们有时候感到身体好，有时候感到身体差，这都是很自然的。而当美国人感觉身体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不应该这样。感觉身体好才是正常的！

社会差异

美国人往往喜欢彼此，但老是不能很好地相处。中国人通常能和谐共处，但未必相互喜欢。在很多事例中，我看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而美国人把这当成中国人喜欢他们的信号。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更可能是出于责任和“面子”，而不是饱含感情的结果。孔子认为，最主要的道德体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要遵守的一系列详细规则。争吵是不被提倡的。我曾经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专家应该在下午四点评论一篇论文，可他却在五点半才到——那时会议都快结束了。他到了之后径直走到讲台，坐下开始讲话，声称尽管他还没有来得及阅读那篇论文，但还是想讨论讨论。当时，没有人离开，或者当面对他说些不好听的话。这种社会和谐并不总是代表着绝对的一致，而是许多微小的差异混合在一起最终所形成的和谐。

在很多事情上，美国人表达自我的方式几乎都很直接。我记得曾看见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总统在国家电视台里掀起衬衫给公众看他近期手术后留下的伤疤。恐怕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会这么做。美国人巨大的纯真感也许能解释这种行为——几乎马上就会产生亲密感。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展示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如果真的会发生的话。我在中国结交的男性朋友在许多年后才承认我们之间的友谊。一些中国女性也许在获得信任感后会更快地确认这份友谊。少数中国人会告诉芭芭拉和我，他们爱我们——这是一件罕见而又美妙的事。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们。然后，我们相视而笑。那些在中国演讲的美国人总会发现，在中国，他们的美式幽默似乎不怎么管用。中国听众用耳机听到经过翻译的笑话之后，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的经验是，一旦他们信任你了，并且觉得可以开玩笑了，他们就会笑。

文化差异

和许多母女一样，我的妻子芭芭拉小时候经常和她母亲产生分歧。当她母亲要求她去做某件事时，芭芭拉总会问——为什么，她母亲通常会这样回答：“因为我让你去做”。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个回答其实不够。西方哲学经常以“为什么”作为起点和终点。中国人比西方人少一些好奇心，或者说惊奇感。不可能找到单一而又完整的答案，因此也就没必要去找了。即使有这样的答案，它们也很可能是辩证的、有关联的。“原因”一词在中国式思维中有时是缺失的。尽管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东西，但大多都是基于实用原因而发明的。

中国人最早发明或独立发明了灌溉系统、墨水、陶瓷、指南针、马镫、独轮手推车、深井钻井、帕斯卡三角形、运河上的磅锁、纵向航行、尾舵、明轮船、定重分析、疫苗技术、天文观测、地震仪、声学（Nesbit，2003）。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注意到一个狗的雕像，距今已有好几百年了，身上多个关节都打上了小孔。我问身为临床兽医的女儿，那是做什么用的。女儿告诉我，那些孔是针灸点。中国人已经在动物身上使用针灸好几百年了，而几十年前美国才将其合法化。

尽管如此，中国人对知识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形成笼统的理论或者抽象的原则，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以下是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Nisbitt，2003）归纳的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坚持个人行动”与“偏好集体行动”

我和我的同伴，在抵达一座中国城市后，在一些东道主官员的陪同下直接开始考察。我已经旅行了30小时了。负责组织此次游览活动的女士告诉我们，只是看看这座城市。两个小时过后，我筋疲力尽，就直接告诉这位组织者。她对我表示了同情，但没说别的。当我再次鼓起勇气告诉她，我现在想回酒店了，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却得到了“考察还没有结束”的回答。最终，当我们走出车门去参观一个佛教寺庙时，我直接打了辆出租车，给司机看了下我的酒店地址，便回去了。当我打算离开（同时也激怒了组织者）时，我发现，即使同行的中国人当时非常疲惫甚至生病或者也觉得该走的时候，他们依然会选择跟着大部队。

·“保持个体独特性”与“偏好和谐共处”

尽管这个谚语有很多版本，不过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人们都会这么说：“出头的钉子挨捶敲（或者枪打出头鸟）”。在美国，独特性和吸引他人注意是很正常的，每个应聘者都会告诉面试官，对于这份工作而言他们有何独特之处。“出头的钉子”反而有更好的机会得到工作。在中国，爬山时大家一起爬台阶。一些人快些，一些人慢些，但是通常都是以一个整体开始和结束的。当我比大家爬得慢的时候，我看到所有同行者都在等我。如果是在美国，我的朋友们会说，我们在山顶等你，然后就继续往上爬了。

·“偏好平等主义、努力获得的地位”与“接受等级、被赋予的地位”

不同文化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等级（hierarchy）在美国通常是一个贬义词。“老板”总不免让人联想到不好的形象。现在一些美国公司的CEO只有20出头。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尽管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在美国依然存在，但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地位，通常比接受别人所赋予的地位更加重要。在中国，等级非常常见，如果你质疑它，问题就来了。在餐馆或者在家和客人吃饭时，美国人通常会把座位打乱，或者说“想坐在哪儿就坐在哪儿吧”，但是在中国，谁坐在什么地方都是很有讲究的，换句话说，是和地位挂钩的——重要客人绝不能背对着门。在中国的会议上，首先发言的肯定是领导，然后是年长者，最后才是年轻人。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只是一点而已。

·“坚信任何规范行为的规矩应当是通用的”与“倾向于考虑背景和具体关系来采取特定方法”

一些美国人喜欢这么说，“如果你让资本主义来统治，经济会自己管好自己”或者“如果你吃了维生素D，你的感冒会好点儿”或者“民主党关心人民”。中国人也有一些政治口号，但他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更加小心谨慎，会考虑到其他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他们内心可能对于一个问题有相反的看法，但却不会感到不舒服——对美国人而言，这做起来好难啊。福克斯新闻台在报道政治和军事问题时，经常提到“好人”和“坏人”。中国式思维通常比这个更复杂。

当然，这种差异在签订合同时可能会带来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一旦你签订了合同，那么不管情形如何，木已成舟，就这样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形的改变也许会使合同改变甚至失效。对于美国人来说，合同通常比实际情况更为重要。

我母亲曾是肯塔基大学的最佳辩手。那时候，一位女性参加辩论队是不太常见的，但她参加比赛时表现得得心应手。在西方世界，辩论是一种被高度重视的休闲活动。对于高层次的学习而言，这是很有必要的。确定一个论题，然后提出对立的或者可替代的论点，之后开始辩论，向大家展示逻辑性、说服力和相关信息，从而获得某种综合性的或者是新的理解。在正式辩论中，根据谁更好地阐述了观点来分出胜负。死刑应该废除吗？答案取决于谁更好地论证了这一论题。有时，一个辩手在这场辩论中站在这一边，而在另一场辩论中则站在另一边。之所以这么做，是认为这样可以更充分地理解问题，同时也能提升辩手的辩论技能。

“辩论在现代亚洲并不常见，在古代中国亦是如此”（Nisbett，2003）。这个表述在老一辈中国人中体现得极为突出。不过我发现，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生会告诉你，他们觉得你错了。也不是完全错了，他们会告诉你，你的想法太西方化了，你说的那些在中国不管用。通常，他们需要某些示意——辩论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受欢迎的。而美国学生有时甚至在不甚了解辩论主题的时候就争辩起来了！

其他差异

中国人经常认为他们知道他人的需求，而美国人则会先问问对方。中国人认为“面子”是最重要的。很多美国有钱人都藏富，而中国有钱人却常常炫富，尽管其中有些也开始藏富。美国园丁拔掉地上的杂草，而中国人则用大蒜和酱油把杂草做成一盘菜。中国很少有素食者，除了佛教徒；但在西方世界，素食正在成为一种流行——我自己就是素食者，坚持素食已经有30年了。我们无法在中国找到类似美国动物权利运动的活动，而且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中国有些地方对动物颇为残忍。很多40岁（甚至70岁）的美国女性还在约会，而中国女性如果到了二十六七岁还单身的话就会非常焦虑。中国文明已经有五千年了，而美国文明才几百年。

尽管我们不那么了解对方，但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我们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金融方面，中国和美国以根本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中国比美国家庭拥有的美国国债还多。沃尔玛和其他大型零售公司销售大量来自中国的商品。

我们是不同的，但我们依旧是朋友。如此一来，我们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就会变得更为相似。

——摘自宋瑞 / 杰弗瑞·戈德比（Geoffrey Godbey）《寻找中国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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