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的国民性自省与批判

中国学者对国民性的研究，比较而言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向型，也就是说，美国的国民性研究秉承英国文化人类学的传统，是向外开展的。无论是早期那些轮椅上的学究，还是后来深入实地考察的学者，其共同之处都是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去探索一种同自身文化大相径庭的民族，甚至在西方一些文化人类学的教科书上，也把这一认识看成一个文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和经历。即使对于那些欲图研究自己国民性的学者，也应该在认识了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回头思考自己的文化特色（即成为边际人）。在此，我们不去讨论这一观点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只是将其作为西方人研究国民性的一种特点同东方人的有关研究相比照，就会发现两者间的主要区别。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包括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对其他民族性格发生兴趣的学者寥寥无几，但热衷于自己国民性的人却有增无减。二是被动型，即中国学者开始对国民性的关注并非出于主动，而是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洋人入侵、国力衰竭、奋发图强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和日本人在对待自己国民性问题的态度上并不相同。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出来的自身文明，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国民性从一开始就以自大为主，后转为比较复杂的感情；而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多少有一种自卑感，后又像钟摆一样，时而自卑时而自傲。因此，日本人在了解自身的国民性上一直较为主动，他们为此不遗余力地翻译所有关于自己国民性的书籍，并一会儿自己大骂自己的劣根性，一会儿又为本民族唱赞歌。这点也为日本在世界上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心理动力源。不过，他们的国民性研究也同中国国民性研究一样，显得不很成熟。而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而生的那种复杂情感，使中国国民性始终是个热门话题，后历经无数次的讨论和论战。三是以批判为主。由前述的历史原因，如鸦片战争造成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而显示出的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以及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守旧自大心理等，使国民性研究的觉醒先要经历从科技发展到制度变革再转到国民性改造上来。这点导致中国学者一说起中国国民性总是很情绪化，尤其喜欢嘲讽、谩骂或批判。直至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依然席卷了整个华人世界。此外，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研究并没有一条专门的学术性线索，它主要包含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战之中。特别是从五四运动以来，每发生一次中西文化论战，就涉及一次国民性的研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又一次兴起的“文化热”以及最近兴起的“国学热”。这种时冷时热的文化讨论及其此类研究没有学理上的独立思考，造成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性格的认识还停留在笼统的、缺乏学科性认识的水平上。出于上述原因，要想清楚地勾勒中国国民性研究历史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不妨先大致划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觉醒时期（1840～1900）。这一时期首先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等。这时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富国强兵救民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分别出现。这些运动萌发了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初步意识到了国民性问题，有关言论散见在当时发表的各种文章书籍中。代表人物有魏源、薛福成、张之洞、康有为、严复等。

（二）反省时期（1900～1919）。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包括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此时，一些学者已清楚地意识到国民性问题，先后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其中《新民说》可视为探讨中国国民性的开创之作。另外，许多知识界人士在刊物上发表了有关国民性的短文。代表人物除上述之外，还有李大钊、鲁迅、王国维、林纾、章太炎、邹容等。

（三）高潮时期（1919～1937）。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东西文化论战进入高潮，并持续到抗战前夕。论战的主题已经以中国人国民性为核心。其中，鲁迅成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主将。他的杂文和小说基本围绕着这一主题，其代表作《阿Q正传》成为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则发表了轰动海内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举成为捍卫中华民族性的代言人。此外，胡适、周作人、吴虞、蔡元培、林语堂、张君俊、陶行知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褒贬国民性的知名人士。更可喜的是一些较系统的观点也在这时开始产生，如傅绍曾有《中国民族性之研究》（1929），王桐龄的《中国史》第一编有“汉民族性论”（1926）。林语堂这一时期（1935）已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吾国与吾民》（因是英文版，故影响主要在国外）。

（四）研究时期（1937～1949）。抗战爆发后，很多学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使这一主题的讨论减弱，但却让中国人意识到了研究自己性格特征的重大意义。这点和西方的国民性研究有点相似，多少受到战争激发的学者们承接前一时期的讨论，开始从比较学术的角度较完整地探讨中国民族性的整体轮廓，直至1949年。主要著作有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1939年修订版在书中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庄则宣的《民族性教育》（1938年）、冯友兰的《新事论》和《新世训》（1940）、贺麟的《文化与人生》（1946）、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7）、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等。

（五）停滞时期（1950～1981）。这一时期的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这点将在下一节说明），大陆学术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六）复兴时期（1982～至今）。从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使人们注意到国民性的问题。自1982年以来，一场“文化热”的浪潮开始兴起，各种刊物、丛书、译著纷至沓来，各种思想观点令人目不暇接。在这次热潮中，除了相当一部分讨论同中国现代化联系起来，或将原来的“西化”变成“现代化”外，其研究质量和深度并没有超过前几个时期，随之便冷却下来。也许“中华本土文化丛书”（1990）在编前话中说得比较中肯：

中国的“文化热”持续几年后逐渐冷却了，一些人把目光只集中于上层经典文化，发出大而空的议论，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无补。中华传统文化，它不仅留存于思想家的书本与峨煌斑斓的文物上，更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市井乡间的风俗习惯中……

造成上述空谈上层经典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多从事哲学、文学、史学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一般不易把目光投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而在学科上能够涉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又不关心这类领域，只是一味地把中国人的生活作为个案来验证西方的理论之正确，从而造成热议中国文化—社会—心理的主力军不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而是文、史、哲等学科的学者。

从上述国民性研究的阶段划分中，我们发现脸面在第一、二阶段并没有被意识到。从第三阶段开始，脸面开始受到注意。当时，鲁迅发表了《面子与门钱》（1923）、《马上支日记》（1926）和《说“面子”》（1934）三篇杂文及小说《阿Q正传》，提出面子是中国国民性的复合关键及精神纲领。在第四阶段，脸面出现在更多的学者的著作中，如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1935）、庄则宣的《民族性教育》（1938）、潘光旦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脸面的研究已无人问津，只有姚文元（1959）曾撰文提出共产党要彻底铲除面子主义。其实，姚文元的这一思路来自延安时期的思想传统与实践，因为其彻底性似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过淋漓尽致地表现，进而又再次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被加以运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普通百姓都曾以实际行动来克服脸面习性，诸如中共中央在1958年3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的运动，中科院有学者响应这一运动，于同年3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决心、面子和其它》一文。北京大学教授的行动在《人民日报》同年3月20日的《破除情面开诚相见》一文中作了报道，乃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家人之间可以反目成仇，单位同事互相迫害，到处显现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势。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的脸面观不但没有破除，而且有些运动本身（如“大跃进”中的“放卫星”、“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等）就包含了强烈的脸面意识。直至80年代开始，脸面再一次成为学者在文化范畴内涉猎的话题。

回顾海内外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Smith是第一个提出中国人脸面特征的人，而鲁迅则是第一个郑重地转达并给予批判的中国人。鲁迅不但自己为此写过两篇重要杂文，而且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希望有人能翻译Smith的书（鲁迅，1991，第12卷，第246页）。就在他逝世前第十四天，他还写道：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Smith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991，第6卷，第626页）

从潘光旦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卫生》中看出，Smith的中国人脸面观及其他主要特征已被选入。在林语堂、庄泽宣及梁漱溟等人的书中，脸面已成为剖析中国人国民性的主要方面。尽管从总体上看，脸面作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现象仍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重视，但它毕竟在中国国民性的研究过程中被挖掘出来，大凡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发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摘自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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