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共同特点和意义

如果再回过头去看一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带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

1．我们可以把追求中和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在儒家思想中——但也不仅仅在儒家思想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中”、“和”、“中庸”这些概念，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和谐的平衡。

2．这样的愿望使中国所有的哲学学派都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3．这种愿望还使中国哲学家——尤其是老子——产生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思想。

4．与这种愿望相适应，中国人厌恶任何形式的片面和极端。与“不是/就是”（非此即彼）相比，他们更喜欢“不仅/而且”。他们不是停留在对立物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能够看到对立面相互之间的制约性，并且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使对立的双方和谐统一起来。

5．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两种原则相互作用的思想。我们看到，以阴阳和理气概念表达出的主动和被动原则，几乎存在于中国的所有哲学学派之中。

6．不是排斥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寻求一种综合之路，去化解矛盾，中国哲学的这种倾向与中国人宽容的处世态度大有关系，其宽容度达到令西方人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国人常说三教为一家，意思是儒教、道教和佛教能够和睦相处和兼容共存。虽然他们之间曾经频繁地发生过激烈的论争，但是除了几次例外情况，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手段压制对方或是胁迫对方改变信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不像欧洲人那样固定地信奉一种宗教。只有那些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僧侣和教士才宣誓忠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普通民众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口味时而到这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时而到那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而且，每当遇到悲苦的事情，他们大多是求佛祖保佑。

7．如此的宽容大度当然很难用中国人冷漠的处世态度加以界定，这种宽容与印度人的宽容完全不一样。虽然印度人一般都坚信，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能够获得极乐致福——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学说或许只能反映神的真理的一个侧面——但是印度人一般都会确定地信奉一种宗教，而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信仰。中国式的忍耐和宽容显然与这个民族普遍的处世态度有关，和印度人相反，中国人更关注今生今世，因而中国哲学的特点还在于它的现世性。

8．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人这种入世的思想特点密切相关。在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哪一种体系不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的。虽然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儒家和道家都是以人为本。他们的主要兴趣都在于人的现世生活及其正确的处世态度，其区别仅在于，老子认为，只有通过顺应自然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圆满的人生；而孔子则认为，圆满的人生是通过人的自我完善才能达到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学者在这一点上还是意见一致的，他们总是强调中国哲学的这个共同点。

9．我们看到，知足、节制、内心平静和灵魂的安宁在中国人眼里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10．就人性而言，许多中国思想家都同意孟子的那句话：人性本善。

11．中国人几乎从来都不把追求纯粹的知识作为人生的理想。中国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为人处世，所以，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

12．由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仅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总是把人放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中加以考察，因此，中国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

13．最后，中国思想也和中国文化一样带有某种封闭性和自我满足的特点。直到近代之初，佛教是唯一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的外来文化。这种特点究竟是与中国人恒定不变的个性有关呢，还是与中国在地理上的与世隔绝或与其历史命运更有关系呢，对此我们很难说得清。不管怎样，当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某些阶层的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西方思想；而且，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也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适应能力。

当代中国革命性的转变将会把中国的宗教和哲学引向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西方的“中国通”们或中国人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是，或许有一点可以肯定，和过去一样，如果不懂得如何去适应上述的中国思想特征所显露出的中国精神那种根深蒂固的特殊性，那么没有哪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很晚才被欧洲人所了解。十三世纪末，威尼斯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在一次经商旅行中经过近东，最后抵达中国皇帝的皇宫。他们在中国逗留了几十年，回到欧洲之后，马可·波罗报道了这个人口众多、文化昌盛的遥远的东方帝国，但是他的报道却遭人嘲笑，被认为是痴人说梦，是瞎吹牛。这样，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迷人的章节就成了一段小插曲。

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遥远国度的伟大文化成就的欧洲思想家，他曾经试图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为促进这一交流，他建议俄国沙皇修建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的陆路。他把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观与欧洲的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这里的道德败坏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境况实在令人担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请中国给我们派遣使臣过来……所以，我相信，当一个智者被任命为法官……由他来裁定这个民族的优秀与否，那么他就会向中国人献上金苹果。”

18世纪，随着欧洲对中国园林艺术、瓷器等类似的中国东西的兴趣不断增强，中国的哲学成就也更多地被欧洲人了解。沃尔夫、狄德罗、伏尔泰和歌德都曾研究过中国哲学并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狄德罗写道：“从历史、民族精神、艺术、智慧、政治等方面来看，这个民族要优于其他民族。”伏尔泰评论说：“中国人功绩卓著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中华帝国的国家体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当代一位学识渊博和思想自由的哲学家格拉夫·赫尔曼·凯瑟琳写道：“中国塑造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人性……就如现代西方人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技能文化，古代中国人则创造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生存文化。”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与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著作对过去和现在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 摘自 (德)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著 ;吕叔君译 《世界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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