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讲读——导读（上）

宋初诗人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诗中写道：“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所谓的“道根源”，指的就是《老子》五千言对“玄之又玄”、“常无为而无不为”之“道”的探寻。对此，前人或重其自然性的超越，或重其社会性的权诈，解“道”说“德”，滋蔓颇甚，以致钱钟书在其《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中说：“道不可说，无能名，固须卷舌缄口，不著一字，顾又滋生横说竖说，千名万号，虽知其不能尽道而犹求亿或偶中，抑各有所当焉。”由于“道”不可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而学术研究又必须要“说”，所以又增添了诸多解“谜”的兴趣与探“秘”的言说。其实，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亘贯古今，囊括天人，包孕万象，至大至微，如何理解老子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述出极博大之心胸，极丰富之内涵，关键在于对其文本的解读，而了解老子其人其书，又为其先决条件。

一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是具有一定神秘性的，老子其人的存在与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是老学研究的一大问号。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算历史学家提供的有关老子生平最早也是最权威的文献材料，也正是这则材料，生出后世三个问号：第一，老子或《老子》的作者是否即姓李名耳字聃其人？这一疑问来自《史记》本传的两个“或曰”，即“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这些疑问经后世道教神仙方术之士的神化，变得光怪陆离，已逸出史学范畴。其实，司马迁的“或曰”是一种考实与存疑之法。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正值汉武帝迷惑于神仙方术，老子也被神化成乘云气、御飞龙的“超人”，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迁明确老子名氏、家世及称其“隐君子”，正是在于“破众说之荒怪”。第二，老子出生何地？裴骃《史记集解》：“《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而汉人边韶《老子铭序》则认为老子“楚相县人”。几种说法虽有异，但老子与“楚”及南方文化的关系，在后世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证明。第三，老子是否曾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这虽然没有实证，但旁证材料还是有的。如《庄子·天道》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又刘向《列仙传》有“老子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的记述。这些文献虽然具寓言或传说的性质，但在秦汉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则是无庸置疑的。

对老子的行事，《史记》本传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一节。这段文字是：“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对这则记述，后世持认同态度的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和《礼记·曾子问》中有类似文字。《庄子》一书记录孔、老故事有八处，如《天运》记载孔子见老子后答弟子问：“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这与《庄子·逍遥游》中那种“乘天地之正，而驭六气之辩（变）”的至人相类，显然对司马迁的描述有很大影响。北宋范仲淹撰有《老子犹龙赋》，又是对这一历史传说的文学描写。而反对这种说法的更多，认为司马迁传承其父司马谈的黄老之学，故尊“老”而抑“孔”，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也是有鉴于此。近代学者梁启超则认为孔子见老子故事是司马迁在说“神话”（见《学术讲演集》），其坚决否定的态度，对当时疑古学派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怀疑论者还有一个依据，就是老子的谱系问题。据《史记》本传所说：“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根据谱系的世代数，老子不可能与孔子同时，但这是对“玄孙”做实解得出的推论，可是在古籍中，“玄孙”又通常可作“远孙”解，因此也不能视为确证。

孔、老相见故事是传说还是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考证老子的时代，以此推述道家学术思想的地位。如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不仅否认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说法，而且考定老子在庄子之后，这在20世纪老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1993年郭店战国楚简《老子》的出现，《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的证据，改变了《老子》成书于《庄子》之后的说法，但仍不能确定老子与孔子同时甚至更早。因此，有的学者推论老子早于孔子，认为道家是中国学术的主流（如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也因没有历史的实证而归于义理的推测，受到商榷（如李存山《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同样，认为老子学说出现在孔子学说之后的主张，也多是通过义理的推测（如老子对礼的否定必在孔子尊礼之后），来确立其学术主张的（如李零的《人往低处走》）。既然没有历史的实证，过多地讨论孔、老的先后问题，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会纠缠不清。况且，先秦诸子往往并不是一个人的学说，而是一个学派的学说，因此，对《老子》的研究，更多地应放在其书的版本、文本方面。

二

历代学者对《老子》文本的争论，焦点在产生时代与版本问题。关于产生时代，汉人在整理旧籍时已有说明。如《史记》本传记载：“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刘向《列仙传》云：“老子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汉书·扬雄传》引桓谭曰：“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这里说的无论是“道德”、“虚无”的思想内容，还是“五千言”、“上下二卷”、“两篇”的形式结构，均与传世本《老子》相合。这些说法，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与前言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残简，均得到证明。此外，在先秦典籍中，也可印证《老子》成书较早的理由。比如《庄子》一书引述《老子》事迹与文字最多，而其他文献，也多有与《老子》文本相关处。如《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此与《老子》中“报怨以德”的言论相类。又如《荀子》也多引述老子语，其《天论》谓“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不苟》引老子“廉而不刿”等语句，皆与今本无异。《说苑》卷十载有叔向引《老子》文本例：“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同样，《战国策·魏策》记载魏惠王引《老》语，《齐策》记载颜斶引《老》语，皆与今本合。此外，《韩非子》引《老》，其《解老》篇引七十六处，《喻老》篇引三十三处，其他篇章引十二处，与今传世文本大体相同。这些都可以说明《老子》原始文本出现较早，且在先秦学术中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撇开《老子》文本产生的最早年代的争议，搁置对《老子》最佳文本的还原，从《老子》的版本与文本的变化，梳理“老学”的发展历程，应是目前解读《老子》最可行的方法。今人刘笑敢《老子古今·导论》专注于对《老子》“版本歧变”、“文本改善与趋同”的历时性的研究，是非常全面而卓有成效的。所谓“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只能是一种推测与想象，而阅读《老子》文本，应当了解其主要的版本。

首先是大量的传世注本。据元人张与材《道德经原旨序》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这还不包括明清及近代的大量整理本。而在诸多传世本中，有五种本子较受重视：严遵《老子指归》本，为较早的西汉人整理的本子；河上公《道德经章句》本，后被道教徒所尊奉；张道陵《老子想尔注》本，是道教徒所编的本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为历代学者所尊奉；唐代傅奕《道德经古本》，具有较高的文献校勘价值。在五种本子中，又以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最流行，前者为历代官方定本，后者为民间流传本。

其次是出土文献的本子。按出土时间，前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本”。该本分甲、乙两本，每本分上下篇，先“德经”，后“道经”，不分章，顺序与传世本基本相同，为汉代初年的抄本。后有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墓出土的“简本”，残简分甲、乙、丙三组，甲组分上下两部分，乙、丙两组不分。三组文字与传世本章、序均不同，篇幅约今本三分之一。这两种本子因时间早于传世本，且为近年来所发现，所以对校读《老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者是古抄本与石刻本。古抄本指传抄于中古时期的古本，有敦煌本、吐鲁番本与俄藏本多种；石刻本有从唐代到元代各地道观的十种《老子》石刻，亦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除此之外，宋元以后大量的学者注本，对《老子》的文本校勘与思想研究，均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中常被今人研究所关注、所引用的，宋元时代如王安石《老子注》、苏辙《老子解》、林希逸《老子口义》、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吴澄《道德真经注》；明清时代如薛蕙《老子集解》、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焦竑《老子翼》、王念孙《老子杂志》、魏源《老子本义》、俞樾《老子平议》、高延第《老子证义》、刘师培《老子斠补》；近时学者如马叙伦《老子校诂》、奚侗《老子集解》、高亨《老子正诂》、蒋锡昌《老子校诂》、劳健《老子古本考》、严灵峰《老子章句新编》、朱谦之《老子校释》、任继愈《老子绎读》、高明《帛书老子校注》、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等。

在诸本中，帛书本、简本与传世本的确有文字与词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简本出现了一些新内容，以致有人认为是与传世本不同的另一特殊的删节本（参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相关文章），但从总体思想来看，并没有颠覆传世本，仍属于传统的老学体系。而综观上列诸本的校注与研究成果，既是动态的老学研究史，也是老学在不同时代的重新建构。

三

从现存《老子》文献来看，老子的文化本体论是自然观，是由人生体悟自然以阐明“道”、“德”之根本的“人文自然”（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导论二》）。我们研读一部经典，往往通过一些关键词的解读，来把握其核心思想。解读《老子》，自韩非《解老》、《喻老》以来，历代注老诸家对诸如“道”、“德”、“有”、“无”、“虚”、“静”、“水”、“慈”、“雌”、“妙”、“自然”、“谷神”、“玄牝”、“柔弱”等一系列关键词语的理解与分析，都成为探寻老子思想的焦点。比如陈鼓应在他的《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一文的“注五”有段分析“有”“无”的解说：“《老子》十一章所说的‘有’‘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和二章所说的‘有’‘无’（“有无相生”），是指现象界中的‘有’‘无’，是通常意义的‘有’‘无’，这和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有’‘无’，以及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的‘有’‘无’不同，第一章和四十章上的‘有’‘无’是超现象界中的‘有’‘无’，这是‘道’的别名。”而对《老子》中“道”与“德”的分析，更是注《老》诸家探讨的关键。这种分析又或繁或简，如高亨《老子正诂·通说》论“道”有十种质性，分别是“道为宇宙之母”、“道体虚无”、“道体为一”、“道体至大”、“道体长存而不变”、“道运循环而不息”、“道施不穷”、“道之体用是自然”、“道无为而无不为”、“道不可名不可说”；论“德”二义：“道之本性”与“人之本性”。此取“繁”之义。取“简”之论亦多，如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分“道”为三类，即“道”的实存意义、规律性与生活准则。

“道”确实是《老子》五千言的核心问题。从文化史的发展来看，老子论“道”的最重要的贡献是自然论。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认为：“由宗教的坠落，而使天成为一自然的存在，这更与人智觉醒后的一般常识相符。在《诗经》、《春秋》时代中，已露出了自然之天的端倪。老子思想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对此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创造，提供了新的、有系统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之下，才把古代原始宗教的残渣，涤荡得一干二净，中国才出现了由合理思维所构成的形上学的宇宙论。”落实于老子“道”论及其内涵，其说是言之有据的。就自然论而言，老子首先对自然性的“天”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解释系统，使之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形上学的宇宙本体论。如《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把不可名状的玄虚之“道”展开，并通过“有”“无”之“徼”“妙”，于玄玄幻境中显现其对大自然本根探索的思绪。另一方面，他由此“道”的本根推衍出系统而完整的宇宙生成理论结构，这便是《老子》四十二章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对《老子》中的“道”进行分析，又可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由物的存在推求宇宙的本原。《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道”不受时空限制，而又融入时空。“道”具有超越性，因为其不受物态生灭变化的影响；而又内在于万物，因为其能够生长、覆育、畜养万物。其间“人法地”以及于“道”的逻辑推衍，则表明了老学在说明宇宙本体与特性的同时，也阐明了以自然论为本的融通天人（以“人”体“天”）的文化本位意识。

第二个层面是“有无相生”，即以超现象的“无”为本，阐发“有无相生”的对立统一的认识。《老子》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对老子“有无相生”的六对命题，刘鼒和《新解老》评曰：“有有斯有无，有难斯有易，有长斯有短，有高斯有下，有高声斯有低声，有前斯有后，皆比较而成耳；使从根本上取消，并一名亦不立，则他名亦遂无由而生。”这从哲学范畴论及矛盾统一律着眼，而忽视老子在六“相”后分别缀以“生”、“成”等动词与形容词，已使矛盾的双方以演变、变易、互变的形态生动地一体呈现，达到一种玄和的境界。所以对自然物的关注，老子重视“当其无”的功用；落实于人事方面，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超验功用。

第三个层面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由自然观派生的政治理想。《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又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由于老子认为“道”的本性是自然，即“道法自然”，所以人应当效仿道的自然无为；而自然运行有着极强的规则，人也必须遵循这样的自然大化的运行规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由此可知，老子论“道”，在“法自然”，即始终如一地遵循自然论的原则。而由“道”观“德”，我们又不可忽视老子处衰周之世，为衰世之文，所以不仅表现出被扭曲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且内蕴着体现自我与拯救世道的人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老子的“道论”就是“人论”，从而奠定道家的自然人性论思想。

——许结《老子讲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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