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水淺而舟大”有感

近日，讀到漢典語林之獬欄目中的一篇文章，名曰：何謂“水淺而舟大也”？文中對舟大水淺的原始出處進行了探索，並進行了深入而精闢的分析，在此我就不再進行詳述。文中所可注意者，是提到了現代人對“水淺而舟大”誤解，現代人喜歡望文生義，如今已是屢見不鮮，以至於爲了適合現代人的口味，某些已經言傳了數千年的讀音也發生了改變，如：葉公好龍，其中的葉字，在作爲姓氏本讀攝，但後來以訛傳訛，就讀爲葉〔業〕了。這個趨勢已經不可逆轉，但聖人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我們現代人是不是不要再望文生義，而是去尋找某些字詞的本意、引申義，不然，只會在大家面前鬧出笑話。

其時，讀過這篇文章，我倒不是說一定要批評現代人，而是對毛澤東對李鴻章的評論比較感興趣。文中引用毛澤東一九一三年的講堂錄，本書我沒有看過，這是毛澤東在讀到莊子之後的心得，其中有一段對李鴻章的評論，現不憚繁瑣，引之如左：

吾觀合肥李氏，實類之矣。其始也平發夷捻，所致有功，則杯水芥舟之謂也；及其登壇□（抱歉，此字我的手機不顯示，只有以□代替，不過無關宏旨）理國交，着着失敗，貽羞至於無已者何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毛澤東生於一八九三年，這篇感悟寫於一九一三年，他對李合肥的評判讓我想起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判，陳壽評曰：然〔諸葛〕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陳壽對諸葛亮短處的評價還算含蓄，但毛澤東對李鴻章短處的評價就苛刻的很。不過毛澤東引用莊子“置杯則焉膠，水淺而舟大”對李鴻章的評價則恰到好處。

李鴻章生在晚清天下擾攘之際，恰逢南有髮匪、北有捻亂，洋人勢力亦蠢蠢欲動，大清有亡國之險，華夏有滅族之禍。處在我華夏社會數千年以來未有之奇變之時，雖說時勢造英雄，然而李合肥處在如此社會大變革之際，卻能主政晚清四十年之困局，不但支撐晚清搖搖欲墜之江山，而且還能因勢利導，運用中國古老之智慧，開創出一片以“洋務運動”爲開端新局面，實屬難能可貴。

自出仕以來，李合肥入曾國藩之幕府，助曾湘鄉剿平髮匪，在平定髮匪後期又創立淮軍，淮軍先後平定捻亂、助左宗棠的楚軍收復新疆，在中法戰爭中取勝，最後卻在甲午一戰中喪失殆盡，淮軍更是作爲支撐晚清朝廷之柱石存在了近四十年之久。李合肥注重因勢利導，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運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發展洋務，創立近代工業，經過以李合肥爲首的士大夫的倡導，中國工業在晚清之際有了很大的進步，後來的中國工業不可謂不受到李合肥創立近代工業的影響與奠基。當時發展的主要是軍工業，製造的產品也主要裝備軍隊，更可貴的是，在李鴻章的主導下，中國建立了近代海軍，尤其是鐵甲艦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中國海軍的戰鬥力，以至於在甲午海戰之前，中國海軍有亞洲第一的稱號，這也使得歐美國家在一八六〇年代至一八九〇年代初期沒有對中國再進行侵略的原因之一。至於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被全殲，原因並非艦船問題，而是戰術戰略問題，此處不具論。除了發展洋務運動，李合肥亦注意與歐美等國家的文化交流，在李鴻章的主導下，清政府先後送數批幼童赴歐美學習，並在北京建立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這就做到了知己知彼。

李合肥處在晚清大變革的時代，當然有他自己的歷史侷限性，這點我們不能苛責古人，但從李合肥的行事風格及其順應時代潮流的觀念來看，無疑是當時中國第一人。李合肥作爲晚清統治者倚爲柱石的人物，但對其亦有防範。李合肥處在這期間，能爲國家、爲民族做出如此之大的成就，實屬不易。

對於外交，李合肥所作所爲亦可圈可點，只是當時處在國家積貧積弱，李合肥雖使出了洪荒之力，亦不能挽救中國國運頹敗的命運。現代的人每每提起李合肥，就把他與喪權辱國聯繫起來，尤其是一些政治宣傳，把李合肥挽救民族於危亡的行爲說成是“漢奸”、“賣國賊”，這實在是誤解李合肥了。不錯，晚清時期與諸列強簽署的割地賠款的條約，的確是李合肥的親筆簽名，但他也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行動維護了中國最起碼的利益。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戰敗，李合肥赴日本馬關是抱着必死之心，就在簽訂條約之前，李合肥居然遭人暗殺，雖然事後未能成功，但無疑，這是對李合肥的下馬威，李合肥終無所動。在日本威脅北京的情況下，李合肥只好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當時條約規定要割遼東半島和臺灣給日本，事後，李合肥運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使英德俄三國干涉日本歸還遼東，雖然因此而又付出了三千萬兩白銀，但遼東終歸沒有被日本吞併，不然，遼東爲幽薊之右臂，軍事地位特別重要，日本在遼東虎視幽薊，後果是不堪想象的。其後的辛丑條約等等，都是李合肥在無奈之下簽訂的，以至於在其死前，列強還逼迫其簽訂條約。

李合肥在外交上之所以“着着失敗”，這裏面有着更加深層次的原因，最重要的當然是沒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爲後盾；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當時與外國交往時的不適應。在這之前，中國從來沒有過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所謂近代外交，中國秉持的還是“萬國來朝”的思維。李合肥在於外國交往的事後無疑於盲人摸象、摸着石頭過河，只能從實際交往中去獲取經驗。這點在其恩師曾湘鄉身上就得到過體現。一八七〇年發生的天津教案，可以說是對當時中國外交的生動闡釋，當時清政府派遣曾國藩全權處理此事，雖然曾國藩自認爲處事公允，判決合法，但是卻得到了百姓的唾棄，尤其是受到了湖南同鄉的責難和不解，以至於曾湘鄉因此事而恚恨而死。李合肥親歷此事，曾湘鄉由於未能處理好，接替他處理的就是李合肥。雖然此時最後的結果不能說是完美，但最終還是因爲李合肥的斡旋而平息了事態的發展，這不能說不是李合肥智慧的體現。從此以後，李合肥一直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任上主政晚清政局三十餘年。

李合肥無疑是晚清的柱石之臣，然亦是我華夏民族之英傑。在晚清那個未有之變局的時代，李合肥能審時度勢、發揮自己的智慧，自其出仕以來，出謀劃策、剿滅髮匪、平定捻亂、行洋務運動、建立淮軍、海軍，發展軍工產業、注重人才的培養，並先後經歷了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收復新疆、八國聯軍侵華等數次戰爭，李合肥處在嫌隙之地，爲晚清政府收拾殘局，使晚清又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從此處着眼，李合肥無疑是晚清朝廷的中流砥柱、靖難功臣。然而，李合肥同時也具有高瞻遠矚的目光，並不限於對大清朝廷的忠心，而是在這個夾縫中，還能夠運用自己的權力和才智去發展對國家、對民族有益的事業，使後世皆受其開創之深澤，其對華夏民族之功勳，實乃莫大焉！

二〇一六年農曆七月二十三，楊栁楚湘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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