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说史（十二）

以史为鉴之十二《由荀彧之死说开去》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了三国时期著名人物荀彧之死。

原文：

操军向濡须，（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试译如下：

曹操大军向濡须进发，荀因病留在寿春，喝下毒药而死。荀品德高尚，行为端正，而且有智谋，喜欢推荐贤能的士人，因此，当时人对他的去世都很惋惜。

感想：

让荀彧这样死，古代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隐杀”。说白了，就是曹操想杀荀彧，但又不想背上杀功臣的骂名，就用尽方法让你知道已经不受重用了，而且也无路可逃，逼得你自己喝毒药。当然后续的还有哭祭、追封等掩人耳目的作秀。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伎俩，不去深究了。

让我想多说几句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三国时期如此重要，但后世对他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文中的话说“故时人皆惜之”，但“时人”不是后人。当时的人为他婉惜，后人就未必。

比如唐代的杜牧，就在《题荀文若传后》说：

荀文若（荀彧，字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

意思是荀彧帮助权臣曹操瓜分了汉朝的地盘，消灭了打着扶持汉室旗号的各路诸侯，实际上是使汉朝灭亡的帮凶。等到曹操要凌驾于汉朝皇帝之上时又站出来反对，这只是他沽名钓誉，他委身曹操所做的事，能算是汉朝的忠臣吗？

到了宋代，司马光又说杜牧不对，说：

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口所言邪！用是贬，非其罪矣。

大意是我认为，孔子说：“文胜质则史。”所有撰写历史的人，在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语时，都会加以修饰。那么，把曹操比作刘邦、刘秀以及楚汉相争等，只是史学家的文字，怎么会都是荀所说的话呢！根据这些事来贬低荀彧是冤枉他了。

这里的“文胜质则史”，说白了就是：历史是经过写历史的文人修饰过的，不一定就是干巴巴的事实。由此就需要我们后来读史的人要拨开迷雾见太阳（不过很可能看不到，因为几千年了，太阳并不会钉在天上不动）。用实践论的方法，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

荀彧太出名，是忠是奸就不多说他了。引发了我思考的是另外一些事。

中国的历史真的很有趣，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太长的时间，加上文字的发展，词义的变化，要想得出一个所谓标准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什么人都能读历史，也都会因为情感、见识、出身、性格等差异，对同一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看法。如此而已。在象牙塔里享受应试教育的人谈历史，可能会囿于老师的影响，总想得出个标准答案。在茶楼酒肆里摆龙门阵的人谈历史，可能只会相信话本戏文的演义，不太在乎真实。

一些朋友对我读史持有异议，尤其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用词刻薄，让人很不受用。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我只是在说我的感觉。

首先，我不是在大学课堂里讲课。对于一个人，一件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和感想，不应该必须有一个标准答案。

其次，时代在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甚至不同的政治观念，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会有不同的“结论”。这个结论要打上引号，就是因为它是有时代性的，有倾向性的，有局限性的。

第三，我第三个段落是“感想”，而不是“答案”，也就是说这个感想不带有标准的性质，完全和我的情感有关。

因此，《老白说史》就是老白这个人，在此时此刻读中国历史时有时代性、有倾向性、有局限性的个人感想而已。

顺便说一下：就历史而言，我不喜欢“标准答案”，也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各人读各人的才会更有趣。有人说我不按历史大纲思考，不按“早有定论”的规矩去思考，我在此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回答：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见《鲁迅全集•第一集•坟•未有天才之前》）